古陶瓷名家朱伯谦先生离世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忠厚的长者。由于专业方向不同，资质的愚钝也不允我享有赏鉴把玩的雅趣，我无缘更多地向他求教、请益，但老乡之情，禁不住让我想起朱先生的点点滴滴。

　　初次见到他是1985年9月的一天，在杭州市环城西路22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传达室。他穿了件泛旧的白衬衣，扎在皮带里，走路摆动着身子，步幅很大，显得很有精神。他知道我是新分配来的，态度亲切，满口诸暨方言。在一张压在玻璃下的花名册中，印着他考古所副所长的身份，其实是即将卸任，因为他快到退休的年龄了。

　　我性拙，他也没有多余的话，二十几年里，我们虽然在一个单位，也曾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但没有像样地攀过乡情、聊过天。照面时叫他“朱老师”，他头一顿，微微一笑，也就擦身而过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单位分了不少西瓜，我叫上在杭州的诸暨同学一起吃，地点就在办公室，当时也算是乡谊聚会。第二天，朱老师的女儿琼华传朱老师言，说聚会不该把他这个老乡忘了！我也理解为一位前辈长者的亲和、平易，没有当真。

　　2002年，我参加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一次学术会议，会上遇见了朱老师。上前问候，朱老师显得很高兴，我提议一起照个相，他欣然配合。会议结束前，我去询问有没有过多的行李，我直接回杭州了，可以帮他带一些。后来就到他的房间拿了一个硬纸袋，纸袋上面是一件折叠整齐的衬衣，里面可能还有几本书，拎起来几乎没有重量。我这人不太会照顾人，这次算是少有的主动，但却一直怀疑做得是否合适。或许他本没有多余的行李，只是为了我的一片心意，专门匀出一些来让我带，反而给他添了麻烦。最让我难为情的是，临走时他还郑重地送了我一块玉。

　　更多的时候，我只能是远远地看见他，或者听人说他的事。虽然早已退休，但朱老师一直比较忙碌，开会、讲学，还有许多单位聘请他做业务指导。有一年将近年关，我在一家餐馆会朋友，看见朱老师也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边，像是有学生向他拜早年，但场面没有觥筹交错的热闹。朱老师静静地坐着，眼光落在远处，其他几位则低头吃着。不知底细的人，大概根本不会与谢师、拜师联系起来。旁边却有个默默关注、默默感动的人——什么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非如我所见者乎？

　　为师之道大略分两种：“以智为师”和“以德为师”，两者相辅。但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往往是各有偏重，朱老师无疑属于后者。偏于“德”，并非失于“智”。我没有资格评价朱老师的学术成就，作为《中国陶瓷史》主编之一，朱老师饮誉考古界。浙江是青瓷的故乡，越窑、龙泉窑、官窑均为瓷中瑰宝，但古陶瓷界和收藏界的朋友恐怕无法将这些如雷贯耳的窑口与朱伯谦的名字区分开来，因为朱老师是浙江陶瓷考古的主要奠基者和开创者，浙江青瓷的世界性声誉，正是朱老师等老一辈学者披荆斩棘、一锄一铲的考古发掘得来的。翻开《揽翠集——朱伯谦陶瓷考古论集》，便知朱老师最注重第一手资料。在我看来，考古学的功能，一曰“实证”，二曰“证实”。“实证”之“实”，是资料的依存和综合，这是考古学的本分；“证实”之“实”，是虚中之“实”，是理论的蓝图，是需要多学科合作的终极追求。朱老师悟得考古学，特别是历史时期考古学将长时间处在“实证”阶段，因此从不纠缠于所谓的“智”辩，而是紧紧抓住资料的发掘、辨析这一基本要义。这一朴素的洞察和他与生俱来的宽容恕道结合起来，成就了特有的“朱式”名家风范。

　　200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庆祝朱伯谦、牟永抗考古50周年，我有感于通告墙上贴出的告示，曾赋陋诗一首：“五十年修五千载，越山吴水一徘徊。陶瓷片段说近事，玉石清音听远籁。日曙东南看依稀，梦入中原信三代。考古人从田野来，今朝更作夕阳赞！”表达对两位考古学家的敬仰之情。八年易过，夕阳终不能留，翻阅旧稿，不觉黯然。

　　最后一次见到朱老师是去年的4月30日，考古所工会组织参观湖州荻港，朱老师也去了。到了景区，大家听导游的讲解，走走停停。朱老师拄着拐杖跟在后面，累了，就坐下来歇歇。因为队伍本来就稀散，大家也不以为意。后来听说朱老师掉队，后勤的同事去照顾他了，有些心酸，有些歉疚。吃饭的时候，又看到他与其他老先生一起，平和而安静地坐在饭桌边，也就释然。我想，朱老师从诸暨乡间一路走来，走过多少山山水水、坎坎沟沟，这种没有约束的步履，正是他喜欢的走法吧！

　　朱老师真的迈着这样的步履走了，走得很突然，再没给人上前搀扶的机会。莫非，前面又有一片耀眼的青瓷片吸引了他？

　　我想起朱老师送给我的那块玉，受玉于一位有德之人，是我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