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古籍中讲“江、淮、河、济，谓之四渎”。可见，淮河和长江、黄河、济水一样，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发展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黄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开展较早，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被发现了。长江流域起步稍晚，但步伐很快，也紧跟上来了，甚至有超过之势。同样，济水流域的考古也做了很多工作。而淮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则相对比较滞后。直到近二十余年来，蒙城尉迟寺遗址、怀远禹会村遗址、双墩遗址、侯家寨遗址、石山子遗址等的发掘，让人感到这些年淮河流域的考古工作终于赶上了“第一方阵”。我认为，淮河流域的考古工作确实应该得到和黄河、长江流域同等程度的重视。随着相关考古工作的继续开展，一定还会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发现。

　　禹会村得名可能很早，这个名字应有其特殊含义，但它与文献所记载的一些内容，是否能对应起来？我想，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如何看待文献记载的问题。《左传》上讲：“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究竟是否可信？过去，我们都是当作传说看的，但认真想一想，似乎并不那么简单。有关禹的记载很多，《尚书》、《诗经》中有，《左传》、《国语》中有，先秦诸子中有，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

　　上世纪20年代的疑古辨伪运动以后，人们对“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深信不疑，导致对古代文献的记载，大都持一种怀疑态度。对史料采取谨慎的态度，当然是对的，但应采取分析的方法，看这些记载是什么时期写的，是谁写的，其中有没有合理、真实的成分。我认为，对古史的记述、研究，可大体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从口耳相传到文字记述的史学系统；二是将之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等几个阶段的考古学系统；三是着眼于社会发展的从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到马克思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的社会学系统。这些都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古史的概括和认识。

　　从口耳相传到文字记述的史学系统形成最早，难免杂有荒诞不经的成分，但也不能一概否定，我们应该以现代的眼光，以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和研究，看看是否有可信的成分，剔除荒诞不经，吸收其合理内核，通通排斥怀疑，并非科学态度；从发展的观点、以考古调查发掘的遗迹遗物构建而成的考古学系统，因是以实物说话，当然有很强的科学性，但因依据的材料仅是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中很少的部分，能否反映当时社会全面情况？这恐怕要大打折扣。研究者掌握材料的多寡、看问题的角度有别，得出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总之，要全面系统地了解、认识古代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最好的办法是将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扬长避短，择其精华。从这个角度来看，既然对禹夏的记载这么早，又连绵不断，我就觉得《左传》中“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一条，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可信的。

　　遗址中那个最受瞩目的T形台基，只在禹会村被发现，这绝非偶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把它解释为禹会诸侯时举行礼仪祭祀活动的遗留，马上就使大家联想到当时禹大会诸侯的盛况：台基上的方形高台，仿佛就是大禹站立其上发表盟誓之处；高台南边一排35个长方形柱坑，仿佛就是插立各路诸侯旌旗的遗迹，高台北边的烧土地面则是举行燎祭仪式的地方；西边紧邻台基的祭祀沟和分散的祭祀坑，是各地诸侯举行祭祀活动后集中倾倒祭器的处所；附近不远处的那些简易工棚，则可能是来自不同部落集团首脑临时栖居之地……

　　禹会村遗址的地理位置、延续时代、内涵特征、文化面貌均可与口头传说、文献记载相对应，我们很难拿出过硬的证据来否定这种推断、解释的合理性。这一重要成果的得出是将有关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并进行综合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口耳相传和后人追记形成的古史表述系统，也有真实成分和合理内核，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并与考古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是有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新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