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张春海）“我国的民俗学学科建设正在步入‘国家文化模式’。”3月29日，在“敬文民俗学沙龙”第21期活动上，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董晓萍如是说。

　　活动中，董晓萍发表了主题演讲“民俗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建设模式与方向”。她介绍称，我国的民俗学研究活动大体经历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钟敬文等为代表的学者开拓的“五四文化模式”；第二种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转型模式”；第三种是国家文化模式。

　　董晓萍表示，在“五四文化模式”阶段，学者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创立中国的民俗学学科时，不仅吸取了西方学术成果，还吸收了明清文艺思潮。今天的学者对这一模式需要深入反思。在“经济转型模式”阶段，社会学加入学科分类体系，为民俗学研究带来了变化，如从社会角色的角度研究民俗、民间文艺现象的承担者，这种视角是传统的民俗学研究不具备的。

　　然而，前两种模式难以回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球化多元文化等问题，新形势为民俗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课题。对此，董晓萍表示，需要建立国家文化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民俗学的学科建设要在前两种模式的基础上，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从民俗、民间文艺承担者与学者这两个主体的角度出发，转变民俗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促使保护、传承优秀民俗、民间文化成为保持民族主体文化的特色要素。参与国家文化建设，是民俗学的理论突破点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认为，口头传承是人类传承知识的基本渠道之一，民俗学、民间文学主要建立在口头传承上。目前，我国学者对其关注还远远不够。今后，加强口头诗学等方面的研究，可能是深化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突破点之一，甚至对历史学特别是口述史等发展都将有重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