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界，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数字人文”，也即人文学者如何有效地利用大数据来考察和研究世界文学。在这方面，美国的意大利裔比较文学学者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堪称一位先行者。正是由于他在世界小说方面的实验和对世界文学新的构想，他也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尤其是他提出的“远距离阅读”（即“远读”，distant reading）方法影响更是广泛，当然引来的争议也最多。这实际上倒是实现了他的初衷，他早在本世纪初的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世界文学的构想》中就认为，世界文学概念的重新提出，并非是要学者多读一些文学作品，而是有着更远大的目标，要在理论上来一个飞跃，也即要通过世界文学的构想引起学界的讨论甚至争论。如果说，世界文学的概念就其内容可以算作一个问题导向的话题被重新提出的话，那么就其研究方法而言，数字人文的运用则标志着一种学术范式的崛起，它不仅之于世界文学研究是如此，对整个人文学术研究也有着范式的引领作用。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数字人文的兴起为我们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非常科学和有效的方法，同时也标志着整个人文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

　　提到范式（paradigm）这个概念，我们会立即想到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及其重要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库恩虽然主要是一位科学家，但他在人文学术方面也造诣很深，并对文学情有独钟。他作为率先将范式概念化的跨学科学者，认为，“范式作为共享的例子，是我这本书中最新颖，最难以被理解的部分的核心元素”。诚然，在库恩看来，一种范式的提出，必须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去践行，以便不断地在实践中取得新的突破和超越。范式的另一个作用又在于，它必须拥有足够的能力为后来的践行者提出问题奠定基础，从而使他们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对照这一原则，我们可以说，数字人文已经拥有了大量的践行者，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范式。按照库恩的看法，“由于新的范式是从旧的范式中诞生的，它们通常包含了大量的词汇和工具，包括概念和操作，这些都是传统范式曾经使用过的。但他们却很少以传统的方式使用这些借来的元素”。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莫瑞提的“远读”方法及其之于文学研究的范式作用。莫瑞提通过仔细的观察，发现长期以来占据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的“细读”（close reading）方法并不适用于涉及多个国家和多种语言的世界文学研究，于是他提出一种反向但却十分有效的阅读方法：“远读”。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末，世界文学尚未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之前，莫瑞提就开始在这方面实践了。他利用大数据的方法远距离地阅读世界文学作品，并率先在世界小说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实验。应该说，他的这种具有原创意义的方法论革命标志着人文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一种范式转变。

　　确实，莫瑞提之所以主张以数字人文方法来研究世界文学，是因为他本人也通晓多种欧洲语言，并擅长作品细读，但即使如此，要研究世界文学也只能涉猎主要的欧洲国家的文学。因此他通过实验和研究发现，即使一个具备多语言天赋的文学研究者，一辈子所能读到的世界文学作品，只占真正的世界各国文学中的极小一部分，而绝大多数国家的文学作品，则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屠宰了”，或者说被我们所忽视了。为了了解世界各国文学的概貌，我们只有利用大数据采用一种远距离的阅读方法。当然，莫瑞提的“远读”方法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践行者也不少，而且遍及世界各国。这说明“远读”完全可以作为世界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术研究的一种范式。

　　不可否认，“数字人文”这个话题在人文学科各分支学科中饱受热议，提倡者希望我们能用科学的方法使日益被“边缘化”的人文学科摆脱危机的境地。但是，持保守观念的人文学者则对之忧心忡忡，生怕它会抹杀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人际之间的交流。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文学研究者中。在西方国家，一些老派的人文学者至今仍用书信与亲朋好友联系。在中国，一些恪守传统的人文学者也坚持手写自己的学术著作和论文，甚至认为，一旦坐在电脑旁，本来还有的一点写作灵感也会骤然消失。

　　我在此不妨为“远读”的作用作一些辩护。所谓“远读”，实际上是对文学研究者颇为熟悉的细读方法的一种平衡。它把人和机器的阅读结为一体。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莫瑞提的“远读”方法，就会发现它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许多不同流派的生命，都被限制在三十年左右？为什么18世纪中期的英国小说在标题中使用了很多词，然后在几十年内标题通常不超过三到四个词？就此而言，莫瑞提的解释有时还是极富洞察力的，他在利用数字人文进行远读的同时，也对上面提及的一些关键之处进行了仔细的阅读。即使他的这些解释无法说服所有的人，但这一方法的使用仍然是其他学者提出解释的切入点，而用传统的细读方法则是无法得出这些结论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数字人文是否有消解“人文”之意。我的看法是，在“数字人文”中，我们仍然没有放弃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这应该是人文学者赖以安身立命之根本，只是我们需要在传统的固化人文观中增添一些科学技术的含量和科学的精神。也就是说，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在人文学术研究中想要做的，只是引入一种新的学术范式，这种范式比哲学的思辨和推理更加科学，比注重人的主体性的传统人文学术范式更带有数字化或技术化的元素。因此，我们在人文学术研究中突显技术手段并非意味着摒弃对文学研究尤为重要的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因为毕竟是人在从事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是人在从事人文学术研究并且著书立说，因此在文学创作和人文学术研究中，人的作用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即使我们可以说，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由机器和人工智能所取代了，我们还需要那么多人文学者从事人文教育和学术研究吗？我的回答是，文学创作和人文学术研究是带有鲜明个人特色的一种创造性劳动和研究，不同的人做这项工作所取得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有鉴于此，在我看来，“数字人文”的提出至少充当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一个中介，它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已经成功地运用于当代多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并且拥有了一大批践行者。作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数字人文的诞生，使我们得以使用当代计算机科学技术更新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使得人文学者从繁琐的资料搜集和检索工作中解放出来，不仅能在理论阐释和建构创新方面多进行思考，同时也可以使得人文学科各分支领域的研究成果“数字化”，从而为更多的本学科领域之外的学者所共享。数字人文不会消解人文学者的人文情怀和才识，相反，它却可以使他们的学识和思想得到更为广泛持久的传播和为更多的人所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