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杨全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媒介语境下文艺消费与传统的不同，在于消费的并不只是作品本身，还在于聊天交往等互动体验。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互动体验的重要性进一步强化，这深刻改变了文艺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模式。

　　一、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作品与活动的交互

　　交往互动显然会影响故事欣赏的流畅性，但伴随社交媒体长大的Z世代热衷于这种边看边聊的断续模式。社交媒体时代的互动构成了文艺体验的重要内容，客观上要求反思印刷文化语境的作品中心主义，将作品外的互动视为文艺的一部分。

　　结合口头传统就会看得更明白。传统研究常错误地以文本去理解口头传统，但不能把口头艺术等同于文本或作品，而应理解为“演述”（performance）。也就是说，作品之外的语境、交流活动需要进入视野。聊天交往中的新媒介文艺表现了次生口语文化精神，不能只是将它理解成一个作品，而应把情境性的说话行为作为考察的重点，强调文本与语境的相互依赖关系，由此，艺术事件、情境或场景、讲述人与听众之间的互动、文本在交流中动态而复杂的形成过程等成为文艺内容的重要部分，建构一种涵盖作品与活动的“大文艺”观。

　　关于“大文艺”观或“大文学”观的说法已经很多了，不过我认为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点。一方面，传统“大文学”观忽视了作品外的活动。以前人们提出的“大文学”观强调的是从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或者从“纯文学”观念转向中国传统的“杂文学”观念，这种“大文学”观仍受限于印刷文化的“作品”视野，只是从纯文学作品扩展到了非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本文提出的作品与活动相结合的“大文艺”观，并非是指两者的机械叠加，而是强调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作品与作品外的活动都被交流所贯穿，沦为了一个个话题要素，再难有作品内外的差异。

　　二、从“作品”到“说话”：文艺理论中国话语的建构

　　鉴于社交媒体时代交往互动的这种重要性，需要反思以往的作品、文本观念，建构新的文艺理论。在我看来，我们可激活中国传统的“说话”概念，将新媒介文艺理解为类似于古代“说话”的活动，这一概念能揭示数字时代作品与活动的双重关系。

　　浦安迪曾激活中国传统的“说话”概念，以此来理解中国的叙事文，不过他将“说话”理解成“小说的成品”，仍是从“作品”意义上去理解“说话”。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的“说话”概念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话本，即说话艺人用以“说话”的底本，二是“说话”这一活动本身。鲁迅曾对平话有一段议论：“观其简率之处，颇足疑为说话人所用之话本，由此推演，大加波澜，即可以愉悦听者，然页必有图，则仍亦供人阅览之书也。”这段话表明话本有两种发展走向，一是指向案头阅读，即“供人阅览之书”，也就是发展为书面文化；二是指向现场的“说话”活动，即“说话人所用之话本”，“由此推演，大加波澜，即可以愉悦听者”。这两种走向跟新媒介文艺“作品”与“活动”相交互的二重性是一致的，意味着可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从作品与活动相交互的“大文艺”观出发，我们先将网络文学等新媒介文艺理解成作品，肯定它具有书面或案头文化属性，是“供人阅览之书”，但又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传统印刷文化，而是一种类似于说书的“话本”。由于类似于“话本”，它就是一种“底本”或“手稿”。由于它只是底本或手稿，在艺术上可能比较粗糙，但这种“粗糙”可能只是从书面文化观察的结果，实际与现场交流的需要有关；同时新媒介文艺就具有手稿变动不居的特点，这种动态性与交流情境有关，每一次回应与互动都改变了文本整体的存在状态，构成了新的情境，成为永未完成的开放叙事。

　　其次，“说话”指向的又是一种活动。社交媒体时代的文艺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话本”，还需要将其看成一种活动。文本或作品难以替代现场活动的丰富体验，新媒介文艺不是静止的客体世界，而是进行中的事件世界。

　　三、文艺的SNS社区式集体生产

　　在“大文艺”观视野下，文艺生产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种SNS社区式集体生产。

　　福柯把作者界定为话语的功能，而不是话语的主体，作者的功能在整个话语中并不具有永恒、普遍的意义。网络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作者，比如网络类型小说形成了集体的套路生产。一些学者认为基于共同设定或套路的生产体现了网络共享文化，有可能突破印刷文明的私有化，形成人类社会新的知识生产与联合方式。

　　这些讨论有些道理，但也有夸大之嫌。忽视作者的著作权，文化生产的创新动力难以持续；但也不能忽视网络带来的集体生产的可能性。从前面论述来看，社交媒体促成了一种新的集体生产模式，即作者创作的故事提供了基本话题，但更多内容需要网友在交往中来填充，这正是“知乎”等基于社交关系的SNS社区的内容生产模式，可称为“文艺的SNS社区式集体生产”。

　　文艺SNS社区式集体生产模式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网络文化的分享/合作与印刷文化的占有/个人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结合的可能，既承认了作者著作权，提供了文化生产的动力，又释放了受众联合生产的潜能，体现了网络开源精神。

　　在这种SNS社区式集体生产中，交往媒介应被视为文艺活动的重要因素。在传统语境中，往往先有一个写好的作品供个人欣赏，交往媒介的作用尚不突出，现在则更多内容需要受众在交往中生成，只有搭建了交往媒介后，这些内容才能持续不断地生产出来。在今后的文艺活动中，应重视交往媒介的构建，这决定了文艺生产、文艺生活的性质与水平。

　　四、从生物政治到精神政治

　　文艺的SNS社区式集体生产充分表现了受众的主体性与文化参与，它与web2.0以来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的文化精神相一致。不过，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来看的话，这种文化生产体现了资本生产方式从生物政治走向了精神政治。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对福柯的规训权力进行了反思，认为规训权力主要是一种生物政治，而在网络时代，生物政治开始走向精神政治。

　　结合文艺SNS社区式集体生产模式来看，从生物政治到精神政治的转向包括从身体到精神、从否定性到肯定性、从外在视觉到内在无意识三个方面的变化。

　　福柯的规训机制施加于个体身体之上，构建了关于人体的生理常规管理，它在终极意义上仍是肉体政治学。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福柯从“规训权力”（displinary）走向“生命权力”（bio-power），但这仍是社会意义上的身体，是以人口统计学为基础的安全技术。结合文艺的SNS社区式集体生产来看，它侧重精神政治，在弹幕引发的集体哄笑或共鸣感中，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个体获得了温暖，它是大叙事终结后“想象的共同体”的替代物，这是一种情绪资本主义。

　　福柯的规训权力仍受到否定论的控制，包含了禁止的侧面，尽管生命权力也注意到生产性，但主要还是规范化、规则化意义上的“生命管理”，而新自由主义的权力技术更加微妙而精明，它强调肯定性，借助社交媒体时代人们的主动性与UGC生产，激发其参与热情。

　　规训权力依靠视觉的凝视与规训，在此意义上，规训权力的矫正技术比较粗糙，无法突破个体隐藏的愿望。精神政治则依赖于大数据，可以破译人的内心世界，预测人的行为，未来变得可控。

　　文艺SNS社区式集体生产体现了从生物政治到精神政治的变迁，这种转变与当下资本主义非物质、非肉体的生产模式是一致的。韩炳哲的说法有悲观有夸大成分，但提醒我们注意到数字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