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水浒传》，本来我一直很佩服金圣叹所总结的“乱自上作”论。他在第一回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

　　这段话，不同于将《水浒传》看成是“诲盗”“倡乱”之书的观点，而针锋相对地指出《水浒传》一书所要表达的主旨是“乱自上作”，揭示了《水浒传》所具有的重要认识价值。我在过去写文章中也经常提到。但是最近对这一句话重新思考了一下，觉得还是有问题的。

　　为何这样说？因为《水浒传》虽然开头先写了高俅，但是在写高俅的时候，始终是跟皇帝宋徽宗捆绑在一起写的，把宋徽宗也写得很不堪。《水浒传》写皇帝出场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般不爱。”皇帝是浮浪子弟门风，高俅则是破落户浮浪子弟，他们两人是一根籐上的瓜，臭味相投。在这一回当中，高俅之所以能当官作恶，一路上都是在皇帝的保护下造就的。在整部小说当中，《水浒传》的作者始终把皇帝作为一个否定的角色来写的。在我使用的容与堂一百回本《水浒传》中，高俅出场时提到皇帝，后来写到花石纲、游妓院、交往李师师，再写童贯、高俅征讨梁山败绩并瞒报，这应该是死罪，却轻轻放过，到小说结尾时又放过他们毒死宋江等忠臣义士的罪，并始终把皇帝放在一个否定的位置上。所以金圣叹把“乱自上作”的“上”归结到高俅是有问题的，应该还有一个更“上”的——就是皇帝。

　　为什么大家长期以来没有想到皇帝的问题呢？恐怕是由于在小说当中有好几处提到皇帝是一个“至圣至明”的圣主。实际上，小说中提到皇帝“至圣至明”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另一种是《水浒传》作者的语言。小说第七十一回排座次后的菊花会上，小说中的人物宋江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阻塞暂时昏昧”，有日能“云开见日”，会认同他们的忠心的。宋江的确是一个真心诚意忠于皇帝的人，从宋江嘴里讲出这样的话自然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是李师师，她与皇帝的关系比较特殊。在第八十一回中李师师对皇帝说：“陛下虽然圣明，身居九重，却被奸臣阻塞贤路，如之奈何？”这些都是为了刻画人物，是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人物语言，不能看成是作者的意思。

　　而在最后第一百回中，有一句作者的语言引起了我注意。这句话是：

　　且说宋朝原来自太宗传太祖帝位之时，说了誓愿，以致朝代奸佞不清。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至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当此之时，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

　　这句话开始引起我注意的是，说“太宗传太祖”不对头，应该是太祖传太宗。经查《水浒传》的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本，都是这样写的，看来他们对这段话都未引起重视。但芥子园本对这段话有两句批语，句句中的，看来这位批者是读懂了《水浒传》的。

　　先看正文“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至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至“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一段上面，有眉批云：“大海归澜，到头结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小说写宋徽宗，从开始与高俅一起出场到现在，该在这里下个结论了。那这里下的是什么样的结论呢？此结论就与宋江、李师师他们下的结论明显不一样。在宋、李等口中，皇上是个被奸臣一时蒙蔽而“暂时昏昧”的圣主，总有一天能“云开见日”，明察秋毫的，而作者在这里给他的定性是：已被奸臣“当道”“专权”而“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了，再给他套上一顶“至圣至明”的高帽，岂不是十足的讽刺吗？

　　再看在“且说宋朝原来自太宗传太祖帝位之时，说了誓愿，以致朝代奸佞不清”一句上面，芥子园本又有另一句批语云：“追究根源，旨意玄远，看官不可不知。”什么叫“追究根源，旨意玄远”？也就是说，假如进一步追究原由的话，可以看到存在着更深层的问题。这就是之所以形成“奸臣当道，谗佞专权”的局面，不仅仅是宋徽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自从太祖赵匡胤传位给太宗赵匡义之后，整个宋代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所谓“以致朝代奸佞不清”。也就是说，这是宋代制度性的问题，而不是个别皇帝的问题。这个宋代的制度性问题在明清笔记中多有记载。例《避暑漫钞》云：“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勅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碑……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皇帝在太庙中立了一个碑，第一条讲的是要对柴家子孙特殊照顾。在《水浒传》中写柴进时，就写到他家中有“丹书铁券”。另外一条就是有关这个宋代制度的问题了，即所谓“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对于这类记载，历史学家有许多考证文章。比如历史学家张荫麟于1942年发表的《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就认为，北宋言官（实际上不止言官，当也包括像高俅、蔡京、童贯、杨戬这样的大官）之强横，朝议之嚣杂，主势之降杀，国是之摇荡，都是由宋太祖誓碑密约造成的恶劣影响。有关宋太祖誓碑是否属实，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后人造出来的，真实性存疑。但是在南宋以及元明时期，广为流传，多数人恐怕是信以为真的，因此在《水浒传》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描写。

　　现在根据第一百回中的这一段话，重新思考之后，我认为金圣叹的“乱自上作”说尽管概括得很好，可惜他的“上”是专指高俅的，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而且，这个结论与《水浒传》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客观表现都是不一致的。正如前面所讲，《水浒传》作者明明是把高俅与皇帝捆绑在一起的，高俅的出场也就是皇帝的出场，高俅的不好也就是皇帝的不好，“乱自上作”的“上”更应是指向皇上的。所以《水浒传》这本书，既是反贪官，也是批昏君的。关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问题，是我们研究《水浒传》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把《水浒传》这部伟大的小说也说成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恐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另外，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把小说中宋江这个人物的表现与《水浒传》作者的意思混同起来。宋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不但不反皇帝，而且是死心塌地地忠于皇帝的。他接受招安，从造反者看来，就是“投降”。明代的一些人歌颂《水浒传》是一部忠义的书。李卓吾说宋江是“忠义之烈”。这说法也是对的。站在皇帝的、统治集团的立场上看归顺皇帝当然是忠义。但是反过来，站在造反的、反对皇帝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投降。忠义与投降本是一回事，只是站在不同的立场看问题而用了不同的表述罢了。《水浒传》的作者写宋江忠于皇上，接受招安，以悲剧告终，不一定能说作者达到“反皇帝”的高度，但通过塑造宋江这个人物来表达反对忠于昏君是明确无疑的。《水浒传》的作者就是希望有一个君明臣良的社会。他也感觉到要建造一个君明臣良的社会与制度建设大有关系，有这样的一点认识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水浒传》之所以伟大，就是能站在多数百姓的立场上反贪官，也反昏君，且反愚忠于昏君的人，并将君昏臣奸的局面与政治制度的缺失关联起来。这就是我最近在阅读《水浒传》时候的一些思考。

　　再讲两个《金瓶梅》的问题，说明读书要细心。有时候一字之差，得以证明小说版本的先后。比如在《金瓶梅》崇祯本的版本问题上，有些先生认为崇祯本的内阁文库本是原刻本，我始终反对这一观点。的确，在内阁文库本的扉页上刻了“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比它本多了“原本”两个字，但所有的真正原本是不会加上“原本”两个字的，这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在强调内阁文库本不是原刻本这一问题上已说了许多证据，今天只提一点：一字之差可见版本的先后。在崇祯本的内阁文库本上，有一处评语是“毕竟月娘深心”。但是，在北京大学藏本上，写的是“毕竟月娘没心”。“没”和“深”都是三点水旁的，这肯定是其中有一本在刊刻的过程中因看不清底本的字，就据自己的理解选了一个形近的字。这是在第五十二回有如下一段描写：

　　李瓶儿开头跟迎春、官哥儿，三个人在一起玩耍，随后叫丫鬟迎春到屋子里拿一壶茶，这时迎春就走了。正在此时孟玉楼在高处叫李瓶儿去说句话，李瓶儿就也离开了，叫金莲看护孩子，此时李瓶儿也走了，只剩下金莲和官哥儿两个。但是潘金莲只想着去与陈敬济幽会，也离开了，只剩下官哥一个人。这个时候李瓶儿已经到了月娘处，月娘安排她投壶玩。李瓶儿担心孩子无人看管，孟玉楼说有潘金莲看护着，月娘顺口讲了一句：“孟三姐，你去看看孩子罢。”这里，两个版本的批语有一个字不同。一个批：“毕竟吴月娘没心。”另一本则批：“毕竟吴月娘深心。”这就牵扯到对于吴月娘的评价问题。哪一种接近崇祯本呢？我认为，“没心”更接近崇祯本。因为在崇祯本的整个评价体系当中，吴月娘主要被视为一个正面、善良、没有心机的人物，“没心”的评价与她的形象是一致的。“深心”的评点，将吴月娘看做一个很有心机的女人，显然与崇祯本其他对于吴月娘的评价不一致。而后来的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批评吴月娘时，如同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独恶宋江”一样，将吴月娘骂作最恶毒的女人，因此“深心”这个观点只有在张竹坡评点本出现之后才会产生。因此，“没心”与“深心”的一字之差是内阁文库本作为后出文字的有力证明。

　　另外一个一字辨伪的问题，牵扯到张竹坡本中的大连本的问题。因为过去王汝梅先生和加拿大的米列娜教授一起提出了大连本是原刻本的观点，我起初觉得是有道理的，在一些文章中也附和了这一说法。但后来仔细看了大连本之后，否定了这一观点。我否定大连本是原刻本，当然有好几条证据，其中有一条自认为比较过硬的是：大连本作为原刻本的最主要证据是卷首有一篇张竹坡的《寓意说》，这篇文章最后比其他版本多出了227个字。王先生他们认为这227个字讲的张竹坡的生平与其他地方的表述完全一致，因此应该是原刻本。但是《寓意说》这篇文章讲的是《金瓶梅》全书的人名都是有寓意的，应该与张竹坡的生平并无什么关系，因此我认为最后多出的这227个字与整个文章的主题是脱离的、搭不上架的。另外在这227个字中，有一个“气”字，写成了一个当时常用的俗体字。在这篇总计3000多字的文章中，除这个“气”字之外，前面还有三个“气”，都是写成正字“氣”，唯独在这227个字中“气”写法不同。显然这是后来翻刻的时候，刻工根据底本上有人加进去的手写文字依样画葫芦刻上去的，于是造成了前后“气”的不同。这一点我认为是比较过硬的证据，能够证明大连本并非原刻本。

　　以上就是我围绕小说文本的细读要讲的三个例子。一句话、一个字，恐怕都会关系到比较重要的问题，所以要细心阅读。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