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千年之中国小说史的长河中，现当代小说不过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短短百年的一个瞬间，但它的存在和发展不可小觑。它不是古已有之的“街谈巷议，引车卖浆者流”所喜欢的休闲话题之延伸，不是文人墨客驰骋胸中才学抱负的“新语”“志异”之余脉，而是具有鲜明的决定性的变化。这变化，不是刘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以及“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也不是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之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这样的变化，是大时代的变迁所致。我们现在经常引用李鸿章的话，“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实，李鸿章还有更为精彩的表述，在《妥议铁路事宜折》中，李鸿章豪言：“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我这里所说的，就是现当代小说所创建的数千年未有之奇业。对于大时代，鲁迅在为青年作家黎锦明的《尘影》题辞中也有精彩的表述：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大时代的文学，大时代的小说，是相对于既往而言，也是针对于当下的“小时代”文学而言。“小时代”文学的重要标志就是描写对大都市物质生活和奢侈消费的向往。

　　那么，大时代的文学，有什么根本性的特征呢？

　　其一，它是目的论引导的文学。从梁启超的“新民说”“欲新一国之民先新一国之小说”，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到毛泽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从梁启超以所谓英国和日本在实现君主立宪制时期的“政治小说”为榜样，到鲁迅对东欧和俄罗斯文学为楷模，再到左联以降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取法，都是有预设目标的文学。

　　其二，由此造成文学本体论的倾斜，向现实社会生活的倾斜，它是参与性极强，力求改变现实、改造人心的文学，与“兴观群怨”或者我们从文学理论中学来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都不足以描述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才是其核心所在。

　　其三，方生方死的大时代，社会和个人都处在剧烈的动荡中，从古老的农业文明古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转换，带来文学难以方比的戏剧性冲突，创造奇迹也创造悲剧，带来文学的史诗化时代，正好应对了小说这一文体从边缘化的次等文类向文坛中心迁徙的新变化。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言现代小说是市民化的史诗的论断，是19世纪世界各国长篇小说高峰在东方大陆的转场与再兴。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