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极其煽情的结尾：扶贫工作队的工作即将告一段落，需要脱贫的农户签字确认。虽然内心忐忑，可队员们还是认为有把握让农民们签字。可事与愿违，有几个农民拒绝签字。是不是有什么工作没做好，让被扶贫的农民不满意呢？作品显然吊起了读者的胃口。调查组来了，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原来是农民们觉得工作队员们太好了，舍不得让他们走，想通过拒绝签字这一招挽留这些来自城里机关的干部。这个情节让人回忆起少年时代的时光，那时先父担任生产队长，下乡的干部都住到我家。年少的我是多么盼望那些参加“三分之一”工作队的干部啊，他们的到来常常意味着我们可以吃到久违的肉或蛋；也可能干部会从裤兜里掏出几块糖果或饼干，这是非常稀罕的美味；他们穿的衣服也干净漂亮，上装里有时插着一支笔，让人充满对外面城市世界的向往；他们还刷牙，牙膏泡沫的味道甜美；他们还带着步枪，有时干部心情高兴了会让我摸一下（级别高的领导会佩带手枪，可惜我无缘摸过），我会因此高兴好半天。所以，当我读到红日《驻村笔记》结尾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这是矫情或媚俗，那种感觉是真实的。

　　工作队下乡，属于中国乡村治理的伟大发明。往高了说，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反映，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所采取的应变措施。马克思曾引用老黑格尔的话说，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和人物，总是出现两次，换句话说，就是历史充满了重复。而扶贫工作队，既是历史上那些工作队形式的重复，却又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即它的任务非常明确，称作“精准扶贫”。红日非常细致地描绘了工作队的工作：“要致富，先修路”，所以工作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到城里相关部门去找关系跑项目，搞基础建设，修桥铺路。工作队又想方设法得到电力部门的帮助，对全村电网进行升级改造。而在高寒干旱山区，农民碰到的日常困难就是饮水无法保证，于是工作队又得到水利部门帮助，搞了供水工程。至于建立产业合作社等，自是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农民们还有些灰色地带的困难，工作队也负责解决了。如胡彩旗家有四个超生孩子，派出所不给上户口，因为不是在医院生的，没有出生证明。当然也可以采用变通的办法，即提供亲子鉴定证明，但那要花一大笔钱，贫困户如何出得起这么多钱？如果上不了户口，意味着这些孩子和一家人永远都要贫困下去。幸好有一位跟胡彩旗同名的领导也来扶贫，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