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在中国作家的笔下从来都是颇具分量的存在，具有多样面貌的乡土叙事以博大厚重的传统，接续中国城镇化的巨大变化，为今天生活在乡村间的个体做出了诗意的诠释。那些执著书写乡村的写作者，有的一直生活在乡间，有的寓居城市回望故土，经验的差异性造就了想象和书写方式的不同，也是在这样的努力下，乡村在一代代写作者的笔下逐渐变了模样，“乡愁”蕴含着更丰富的意味和内涵。“80后”作家周荣池就是一个一直坚持写乡土的青年作家，无论是散文、小说、评论，他的文字总是聚焦于故乡江苏高邮所在的里下河那片土地，谈起自己的创作，他愿以同为高邮人的作家汪曾祺为榜样，在乡土中找到写作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写出乡村土地上的悲欢离合。

　　踏上土地，才会有真正的发现

　　记 者：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的年轻人，当你最开始写作时，乡村生活几乎是最深刻和蓬勃的记忆，这些也成为了丰富而重要的写作资源，后来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走进城镇，新的经验似乎并没有在你的作品中留下太多痕迹。为什么从写作之初到现在一直要写乡土，写农村？

　　周荣池：我出生和成长在农村，大概15岁之前我几乎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村庄，仅有的几次进城经历至今都历历在目，且都不那么美好，我在感觉到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同时，也深深眷恋着自己所在的那个叫做“南角”的自然村庄。正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落给了我丰富而独特的童年经验，成为日后我写作的富矿。这个村庄的独特之处之于我，不仅仅是养育之恩，更因为其独特的里下河风情风貌。

　　里下河平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没有山川秀色，只是一马平川，似乎平淡无奇。然而平原就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她在平常平淡之中隐含着故事、惊喜、秘密甚至阴谋，这些风情、风景、风物从我一开始写作就是所书写的对象。随着写作的推进与深入，对于这个村庄的书写也在发生着变化，那就是我从关注村庄、家园到关注土地的变化，从关注生活到关注生存的变化，从关注物象到关注心灵的变化。特别是到城市工作与生活之后，这种体验更加的强烈，就是在城里凝望乡村的月光，这种置身事外的回望与反思更加的热切也更加的清晰。

　　记 者：从你的作品里其实可以感觉得到你所说的这种变化，从《草木故园》到《李光荣当村官》再到《大淖新事》，里下河平原的风物人情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你既写了乡村里的苦难与愤怒，也写出了那片土地上的喜乐和美好。你觉得自己在写乡村时的落脚点在哪里？

　　周荣池：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话题的一个延伸，写作者的价值落点是随着人生、心性以及写作实践的演变而变化的，对于我而言，农村题材作为我的母题也在不停地修正与改变，从对风景与风情的原生记录，这是对传统与记忆的收藏，到后来进城之后对农村的回望与反思，这是对家园乡愁的反思，到目前又回到农村采访与写作时发现和试图解决问题。

　　目前我觉得农村题材写作到了努力表述城乡之间的割裂与对抗，并且努力地找到缓解这种对抗的方式和方法这个层面上，这就是当前我理解的农村写作的价值所在。这种价值似乎显得有些沉重，对于大家印象里炊烟四起黄发垂髫鸡犬相闻的农村似乎是一种颠覆，其实这是很多写作者和读者的一种误解，那种美好的田园生活大多是文学家的乌托邦，正是因为现实的缺少才有文本的虚构。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走进现场，当你真正踏在土地之上你就会发现，厚实的土地上隐含着沉重与危机，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需要我们用非虚构的途径去面对。

　　记 者：你的长篇小说《李光荣当村官》在近20万字的篇幅里以农村为背景，讲述了城市出身的大学生李光荣在宁静质朴的村庄挂职担任副书记的故事， 以一个村庄外来者的眼光和视野观察、审视着你所熟悉却正在发生变化的土地。这个小说中有没有体现出你所说的那种没落、对抗和回归？

　　周荣池：作为我的第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也许《李光荣当村官》这部小说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本没有这种强烈的写作意识，但是反观这部作品我还是发现自己很明确地有一种在书写与表达一种没落、对抗与回归的意识。

　　比如这部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李也白，这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老先生，特别擅长民间文艺，但这点本事似乎根本无人问津，自认一身才华与才情的他却连生计都成问题。他在有才华不能施展却要种地的同时，村里人请他出马搞文艺演出他却断然拒绝。这种拒绝看似因为他个人历史原因所致，但深层次上还是一种干群关系的对立，一种阶层之间的阻隔；同样，小说中的老根子坚决反对农田开发，最后因为看别人发了财而眼红，想去弄条鱼吃，死在了鱼塘里，这些都表现着深层次的对抗。但是这些对抗并不是没有解决的途径，小说中李也白的情人最终劝说他出马演出成功，老根子悲凉的死去也是代表一种对抗的结束，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的回归，抗拒在被柔化与改变，逐渐归于进步的主流。

　　记 者：这种对抗与回归在《大淖新事》里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个集子写了一些充满生活质感的好人好事。我看你在后记里谈到，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写作经历，让你感受到一个基层写作者的责任担当。

　　周荣池：的确是这样的。这是我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它化用了汪曾祺先生的名作《大淖记事》的名字，这也是向这位高邮籍作家致敬。这部小说中的人原型，大多是我身边涌现出来的好人的形象，可以说这是一部“说好话”的小说集。但我觉得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理性的面对，是深沉的爱，是新农村新风尚的遇见，也是发现美的能力与责任使然。评论家汪政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我说周荣池有勇气，就在于它在批判成风时选择赞美并且挑战赞美的难度。”汪老师这话是过誉了，而我在这部小说中对农村的态度也恰恰是我写作观念的改变，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发现与表达去缓解农村与城市的某种忽明忽暗的对抗，这也就是《大淖新事》所想表达的“新意”。也就是说我在内容上试图多说一些当下农村的“好话”，而在形式上也是要“好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