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久远、历史积淀深厚、自然植被丰富，一代代江右子民所留下的人文、自然景观，是江西散文作家心中永远的爱与牵挂，他们不肯躺在自己文化的功劳簿上，不耽于纸上旅行，更愿意从当下、眼前出发，与读者共同触摸、感悟现实。在这些敏感的写作者看来，乡村已成为他们永久的伤痛——在现代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乡土、故土、故乡的急剧变化令人陌生，乡土从面貌到精神的遗失，故土昔日的美好与今天乡风民俗的迅速崩解，乡愁日渐难寻，重新结构着作家们心中对故土的想象。江子曾将自己的一部散文集命名为意味深长的《田园将芜》，在他的《赣江以西》里，关于乡土的大量篇什充满着无奈与太息，他感叹着乡村文明的颓败，它们如同哺育过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承载过庐陵文化的强盛的谷村那样，在今日的衰落已不可避免，许多文化遗迹已开始减少甚至消失，周遭的许多村庄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敬畏谷村的存在，谷村已经蜕变为一只目光懒散的病猫，它“在越来越暗的黄昏中，有着壮士暮年不甘受缚却又无可奈何的悲烈与凄凉”。他寄希望于这些都是“未完成”——“世事不明，我的故乡其实也在路上。它在死亡同时也在生长。它早已出发只是一直没有到达。”而傅菲所说的《南方的忧郁》实际上就是乡村的忧郁，来自乡村的作家们与他一样，忧郁于哺育过自己的水土、河流、草木的变化，感伤于自己经见过的飞禽走兽、花草虫鱼的日益难得见到，更伤感于故乡成为回不去的存在，而那些具有蓬勃气象，代表着盎然生机、纯朴天然的一切，只能成为情牵梦绕的所在。范晓波反复强调的“带你去故乡”，无异于寻找可以安放自己灵魂的、散发着乡土古意的精神故乡，是一处可以寄托乡愁的所在，安然在谈到人的根脉时不禁黯然神伤，她说：“他们(祖父母)是我的来处，我是开在他们老树根下的一朵蒲公英。两棵老树，一朵小花，彼此无缘相守。一朵命定随风开往他乡的蒲公英，比不得一棵传宗接代的小树——花儿低低地生，进入不了树的视野。”但乡村的魔力在于，随时能够打开散文家们书写的一个个闸门。江子承认他对故乡的写作是开放的，也同样在路上。

　　散文是可以带我们到任何地方去、经见任何事物的文体，其魅力在于袒露作者内心，让其所经历的一切成为公共阅读，而不必编织、粉饰什么，在社会如此眼花缭乱发展的新时代，到底有哪些人性的隐秘，有哪些舒展在我们视野之外的生活的枝杈？像有位作家说过的，时代这样野蛮起来，时代怎样带走了我们先在的、一切不切实际的东西，散文可能不会给出标准的答案，但无疑会提供丰富的、众声喧哗的现场镜像。比如，陈蔚文提供了一个个身体疾病者的独特体验，由于生病、就医，人多了一个观察世界、了解自己的窗口，时光带走女性的丰盈与饱满，岁月在对每个人的公平之中，其实有着我们所不知的玄妙：“生活的积累并不一定使人趋向丰富、深厚，相反，它有时会持续抽离人的内在，使一切混淆，可有可无，因过分庞杂而丧失主张”。而朱强在《虚实》一文中，那样细致地向我们倾诉关于身体的、隐秘的感觉——“久而久之，我发现，身体每个细胞里都潜藏着一个关于春夏秋冬、阴晴雨雪的显示器”，所有这些不是都可以有效地丰富我们的感受吗？

　　散文在描写人的多样性方面同样有着突出优势，不必虚构、不必刻意打磨，散文随时可以带我们见识或特异陌生、或平易亲切、或智慧愚顽的人物。作家们发现得更多的，是与自己生活有一定距离的、作为观察者遇到的人。李晓君的《致隐匿者》写了青涩的女理发师、乡村医生、算命先生、美术诗歌爱好者，他们籍籍无名，与生活进行着顽强的对峙、较量，他们给作为观察者的作家留下的侧影、倒影，更多的时候会成功化为文字里的剪影。王晓莉《笨拙的土豆》一书里活动着更多有性格的陌生人：“怀揣植物的人”、“假装打电话的人”、“高度近视的人”、“话多的女人”，她笔下的人画面感、立体感强，音容笑貌、举手投足都有故事，往往有异于常人。如公共汽车站台上一对胖瘦迥异的女性避人耳目的举动，令她想到站台之老的理由——“站台，老起来竟这样快，是它知道、储存、承载了太多的人间秘密吧，它看见一个秘密，就老去一分。”而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人，在散文家们的笔下，同样是熠熠生辉的，江子那位让人心疼的姐姐，生命居然就遗失于钓鱼时的一个小小的失误，用最白描的手法写出来，扣人心弦。

　　江右作家在散文写作上的造诣是让人吃惊的，在那些或温润、或刚烈的文字里，我们看到的是蓬勃生机，但同样从容、谦逊而有节制，安然的书卷气、傅菲的乡土气、陈蔚文偶尔的尖刻，以及江子的饱满、王晓莉的简约、夏磊的行走感，他们各有各的写作本领，但他们都不试图显得比自己的经历知道得更多，他们不掉书袋，不摆弄学问、见识和思想，见字如晤，在未完成的写作中，交代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如此而已，我赞赏这样的写作态度并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