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中国文论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机遇。6月24—26日，在江苏扬州召开的“1978—2018：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研究的得失，与会的60余位学者就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文论进行了总结与探讨。

　　40年我国文论经历了三次转向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文论研究在总体上实现了长足发展，同时也面临着不少问题。

　　“文艺是改革开放的报春花，在那个时代，有关文艺的讨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春天的信息，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精神和气氛，也给改革开放带来了信心和勇气。”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高建平谈到，形象思维讨论、美学热、以伤痕文学为起点的新时期文学等，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和中国文学艺术春天的到来，是由形象思维的讨论特别是反对文艺概念化、强调文艺要从中国现实出发而引出来的。他提出，新时代的新文艺也要有现实主义精神。建立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有必要反思当年形象思维的讨论，整理形象思维的遗产，为新时代新文艺的发展提供营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方喜认为，40年来我国的文论经历了三次转向：语言转向、文化转向和技术转向。“跟着西方说”是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的突出特征，当时中国学界对其背后的社会背景缺乏深刻把握。今天看来，“第二次工业革命”是这两次转向的重要社会背景之一。技术转向是21世纪以来的文论正在经历的新转向，其重要社会背景是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进程中，中国文论面临着重要的“自主创新”机遇，因为无论是从技术本身看，还是从技术对文化和文论的影响上看，中国与西方都是基本同步的。中国文论研究者应自觉参与推动文论研究基本范式的转换、推动文论技术转向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