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有思想的学者，说中国话。”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之“批评的理论与理论的批评——强制阐释论的提出与影响”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全国各地的中青年学者20多人参加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强制阐释论”提出者张江教授出席会议开幕式，他指出自己之所以提出“强制阐释论”是基于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重建，“说中国话”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对中青年学者们的厚望。

　　一年多以来，文学理论界围绕张江于2014年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回眸总结“强制阐释论”这一理论的关注点，大致包括：如何辨识当代西方文论、它对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如何、在西方文论的强势话语下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何在。

　　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的积弊

　　将当代西方文论的积弊归结为“强制阐释”，是张江的逻辑起点。他发表在2014年第6期《文学评论》的《强制阐释论》文章中，在回顾了20世纪当代西方文论的创造性成果和历史性进步之后，特别指出：当代文论的缺陷和遗憾同样很多。一些基础性、本质性的问题，给当代文论的有效性带来了致命的伤害。这集中地表现为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上，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强制阐释”。其基本特征有四点：第一，场外征用。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到文论场内，抹杀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致文论偏离文学。第二，主观预设。论者主观意向在前，前置明确立场，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第三，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基本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逻辑谬误，所得结论失去依据。第四，混乱的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在他另一篇文章《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张江还提到“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化的错位”问题，即理论的有限性也是我们在面对西方文艺理论时必须考量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