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得以传承和发展，全赖其传统和精神，而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必得依托学术共同体而存在。梁启超尝言：“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构建学术共同体符合学术研究自身规律的要求，更承载着转型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学术共同体的渊源及现代发展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学术共同体是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中的研究者与学生构成的整个学术界。然而严格来说，学者群体要成其为学术共同体，需要具有共同志趣、价值、规范，在此基础上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某种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为依托进行学术交流与探讨。从历史渊源看，学术界是在学术共同体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在当下的语境中，两者代表着不同类型的公共学术空间：学术界的范围界定依赖于已确定的正式建制，而学术共同体则可以突破既有的框架，打通自然科学、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打通正式与非正式的学术群体，打通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真正将个人之学术研究与众人之学术交流、学术讨论、学术争鸣结合起来，将个人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时代密切关联起来。

　　遥想当年孔子师徒济济一堂，有问有答，“学而时习之”，真是一个快乐的、有共同追求的学术共同体。在西方文明早期的古希腊，也曾有相似的景象。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展现了这样的一个雅典，在一场败局已定的对外战争期间，富有教养的人们仍聚在一起，平等友善地畅谈他们所渴求的政治、自然与知识。这是一个真正求知的共同体。中西文明开端的关键时期都出现了以对话与交谈为中心研究学问的群体，这也许并非巧合。

　　后来，中国发展出了汉代的经学圈子，宋代的程朱张陆，清代的朴学家门派，他们都是以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进行学术研究。而西方逐步发展出了依托学园、修道院、学院、大学、学会、实验室等组织化、正式化的学术共同体，以及无形学院、学术沙龙等非正式的的学术共同体。

　　18世纪以来，在历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下，人类知识积累呈现几何级数增长，百科全书式的通才不复可能，学术交流和讨论的重要性日增，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及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成果的产生，深深依赖着某种形式的学术共同体。1905年被称作“爱因斯坦奇迹年”，这一年年仅26岁的爱因斯坦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量子论和狭义相对论的划时代论文。以现下习惯思维视之，此时他并未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任职，只是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工作，这实在令人惊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有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奥林匹亚科学院”，这是他与另外两位好朋友一起创立的，三个人经常聚在一起探讨物理学和哲学。后来又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他们共同学习和讨论高斯几何、卢瑟福关于原子蜕变的最新理论以及普朗克的能量量子化假说等等，时常会有激烈的争论。爱因斯坦正是在这个非正式的、自发组织的学习讨论小组中成长起来。

　　转型时代对学术共同体的需要

　　当下，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关键时期，学术研究担负着“道济天下”的时代重责，因此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也迫在眉睫。近年来关于学术体制、学术风气与学术大师等问题的争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更反映了构建学术共同体之紧迫性。

　　学术研究需合力。转型时代，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之中，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亟待研究，这是转型时代赋予学者的历史使命。然而，许多重大问题因其高度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对其进行研究非凭一人之力可以完成，需要集合众人之力。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提出批评：我们对于国际、国内现状，对于近百年及古代的中国史是远远不够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没有系统，也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因此，毛泽东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

　　学术研究促共识。转型时代，中国社会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革，全社会对许多重大问题难以达成共识。事实上，许多社会问题和争议的产生是由观念上的混乱造成的，若依托学术共同体建立起对话和讨论的平台，首先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关于政治、社会秩序与未来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形成一定的共识，则可以为凝聚全社会共识提供坚强的支撑。

　　学术体制要转型。根据社会学家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研究，现代学术关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类是15世纪以来随着大学的兴起而出现的，并在1850—1914年间臻于成熟。在西学东渐影响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一方面承袭旧学传统，另一方面学习西方研究方法和理论，许多领域的研究都处于世界学术前沿。1952年我国学习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再加上后来的反右及历次政治运动，既有的学术共同体解散。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科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得到恢复和重建，但构成学术共同体基本要素的学者培养、学术积累和学术传统的生长都非一日之功，学术方法和学术评价的建立也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学术共同体的恢复或重建仍需长期努力。

　　全球对话赖学术。转型时代，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不断变化。与世界体系对话，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学术上，都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涉及不同的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融。政治、经济的对话，应以学术对话为基础。这是因为，相较实践层面的沟通，精神和思想层面的沟通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因此要特别重视。国际学术共同体对于话语、操作规程、运作方式、评价机制等已形成一定的共识，中国学术要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要进行学术交流和文化传播，必须接纳既有的共识，同时分享我们的思想资源。

　　学术尤需独立探索精神。在学习中要打破传统的条条框框，要跳出既有的学科划分、机构设置，要有独立探索的精神，培养独立探索的能力。学术之独立探索精神是指：要坚持独立思考；不赶时髦，不人云亦云，不受“俗谛之桎梏”；超越现实，学术研究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因此，独立并非脱离，脱离社会和时代的学术不具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并非真正的学术。构建学术共同体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共学术生活空间，这是一个在“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之间的共同精神空间。

　　如何构建学术共同体

　　其一，以“求同存异”为基点，以宽容为总原则。一方面，不同领域甚至不同学科之间之所以能彼此交流，探讨问题，是基于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比如基本的思维方法、问题关怀、价值取向、学术标准等。学术讨论依赖于这些最基本的共识，共识是信任与交往的基础。另一方面，学者之间观点的差异是思想交流、灵感碰撞的前提，是最令人期待的部分，是学术共同体的精髓所在。只有容忍不同声音，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真正创造一个平等的、开放式的交流、质疑、批判、研讨的公共空间。正如章学诚所云：“风会所趋，庸人亦能勉赴；风会所去，豪杰有所不能振也。”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既是一种机制的建立，也是一种氛围、传统和精神的培育。

　　其二，以严谨扎实学术研究为基础。学术共同体中的交流和探讨，其目的在于一个“通”字。《易系辞》云：“往来不穷谓之通。”学术观点之间可以沟通，关键不在于观点的一致，而在于观点背后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的一致。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注重学术方法和哲学方法，努力将描述性研究上升到分析性研究、规律性研究，进而形成观点，构建理论。在此基础上方可进行真正的对话，否则就不过是意见之争。

　　其三，注意其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学术共同体是学者之间有机的结合，而非机械的加总。学术共同体不同于单个的课题项目，后者是为了在一定期限内达成某个目标或完成某项任务而进行分头研究，而前者不以学术成果为唯一目标，它着眼于长远的人才培养、学术提升、社会共识、文明进步。因此，构建学术共同体应考虑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所具有的规律性，不可好高骛远、急于求成。一方面，学术共同体中的共识、认同和归属感的形成要经历或长或短的过程；另一方面，学科特性不同，交流、批评的方式也有相应的不同，毋须强求。特别在学术气氛薄弱、学术基础薄弱的地方更是如此。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