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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莫言小说的结构形式
2020年07月31日 17:24 来源:《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 作者:张学军 字号
关键词:莫言;小说结构;多重文本;分层叙述;元叙事

内容摘要:莫言常常将说唱文学、新闻报道、书信、短篇小说、散文、话剧剧本、戏曲戏文等多种文体,组合在不同的小说结构中,形成跨文体的多重叙事。在不同文体的反复叙述中,展现出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呈现出事件立体的风貌。莫言作品结构中的多重文本是由不同层次的叙述者来叙述的,在结构内就形成叙述分层,从而增强了小说结构的复合感。并运用元叙事的方式,暴露出叙述的虚构性质,消解真实,强调虚构,以此来进行自我保护。

关键词:莫言;小说结构;多重文本;分层叙述;元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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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莫言常常将说唱文学、新闻报道、书信、短篇小说、散文、话剧剧本、戏曲戏文等多种文体,组合在不同的小说结构中,形成跨文体的多重叙事。在不同文体的反复叙述中,展现出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呈现出事件立体的风貌。莫言作品结构中的多重文本是由不同层次的叙述者来叙述的,在结构内就形成叙述分层,从而增强了小说结构的复合感。并运用元叙事的方式,暴露出叙述的虚构性质,消解真实,强调虚构,以此来进行自我保护。

  关键词:莫言;小说结构;多重文本;分层叙述;元叙事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莫言非常看重小说的结构形式,他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中特别强调了结构的重要性:“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前几年我还说过,‘结构就是政治’。如果要理解‘结构就是政治’,请看我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1]那么,莫言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等究竟有何特别之处?他是如何在长篇小说的结构上进行探索并展示其才华的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 跨文体的多重文本

  莫言常常在小说创作中将不同的文本组合在一部作品中,形成一种多重文本的结构。有时这种文本属于不同的文体,也是一种跨文体写作。

  莫言最早进行跨文体写作的小说是发表在《十月》1988年第1期上的《天堂蒜薹之歌》。小说的主体部分是以偶然被裹挟进蒜薹事件的高马、高羊和方四婶的经历为情节发展的线索,展示出他们卷入蒜薹事件的过程。小说设置了两条情节发展线索,一条是高羊的经历,另一条是高马与金菊从恋情的萌发到爱情毁灭的悲剧。这两条线索齐头并进,而方四婶一家的故事则在这两条叙事线索的相互交织和推进中,得以完整地展现出来。在这种叙述角度的多重转换,结构上时空的交错和剪辑中,显示出叙事的魅力。在小说中,莫言还镶嵌进其他文体,如每章开始前张扣的唱词属于民间说唱的韵文文体。第二十一章《群众日报》中的通讯报道、书评和社论属于新闻文体。而小说的正文则属于传统的小说叙述文体,这三种文体被组合在一个叙事结构当中,构成一部跨文体的小说。

  1988年发表在《文学四季》上的《十三步》,也将新闻文体融入到小说之中。市日报上的新闻报道、述评、记者的采访稿等组成了小说第八部第四节的内容。《十三步》中的新闻文本不像《天堂蒜薹之歌》那样是事后对一事件的评述,而是直接参与了叙事的进程,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生死疲劳》借用佛教“六道轮回”的形式来展开故事。莫言并不是在讲因果报应,而是为写实的内容,穿上一件轮回的荒诞外衣。在《生死疲劳》中也把莫言的作品引入小说中,如莫言写的小说《太岁》《养猪记》《撑杆跳月》《后革命战士》《辫子》《圆月》,新编吕剧《黑驴记》,散文《杏花烂漫》等莫须有的作品,形成了多重文本。此外,在《檀香刑》中也穿插了猫腔戏文等文本。

  《酒国》的结构也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中心情节,也就是省人民检察院侦察员丁钩儿去酒国市调查红烧婴儿事件的过程。二是小说中酒国市酿造学院勾兑专业博士研究生李一斗写给作家莫言的十封信,及莫言的九封回复。三是小说中的李一斗所写的九篇短篇小说。《酒国》中的多重文本也属于不同的文体,“丁钩儿侦察记”属于长篇叙事,李一斗与莫言的往来书信属于书信体,李一斗的九篇小说,属于类型化的短篇小说,这种跨文体的写作,丰富了当代长篇小说的结构形态。莫言把这三个处在不同层次的不同文本、却又可以相互渗透和强化的叙事单位组合成一个复式结构。

  《酒国》的主体叙事是丁钩儿受省检察长的指派去酒国市调查所谓的“红烧婴儿”事件。丁钩儿乘坐一辆由女司机驾驶的运煤车来到酒国市郊罗庄煤矿。在矿上举行的宴会上,最后一道菜是“麒麟送子”。丁钩儿见是一周身金黄的男孩,不禁勃然大怒。但在金刚钻的解说下,知道这只是一道人形大菜,丁钩儿这才释然。酒醒之后,丁钩儿在女司机的陪同下开始了调查。两人来到一尺酒店。当听到女司机说自己是侏儒余一尺的情妇时,丁钩儿妒火中烧,愤怒地冲出了一尺酒店。后来遇到了烈士陵园管理处处长——老革命丘大爷。两人在传达室里喝酒,在醉眼朦胧之际,怀着对余一尺的嫉恨,丁钩儿又冲进了一尺酒店,对准相拥在一起的女司机和余一尺开枪射击。丁钩儿意识到自己死罪难逃,临死前他要见见在省城的儿子,他沿着人行道疾跑。最后,丁钩儿跑到河边,看到一艘泊在岸边的画舫上,一群男女正围在一起宴饮。丁钩儿对着画舫扑去,却跌进了一个大茅坑而溺亡。

  上述故事情节的叙述常常被李一斗与莫言的往来书信和李一斗写的小说所打断。在全书的十章中,每一章都有书信穿插其中。除第十章外,每一章都安排了丁钩儿调查记的叙述、书信和李一斗所写的一部短篇小说。这些信和短篇小说的插入,使正常的叙事进程中断,造成了某种陌生化的间离效果,也使读者产生了作者究竟要做什么的阅读期待。并且,这种多重文本的设置,也在不断地变换着叙述角度,主体叙事是全知视角,书信的视角分别是莫言和李一斗。这种叙事视角的不断转换,能够对丁钩儿侦察记进行多角度的观照,使主体事件能够得以丰富立体的呈现。这些书信充当了两者之间时空转换的枢纽,成为小说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酒国》不同的是《蛙》将剧本融入到小说之中。“《蛙》共分五部,其结构由三种文本组成:一是剧作家万足,笔名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这五封信分别处在小说每一部的开头位置。二是蝌蚪写的书信体小说,主要讲述姑姑万心这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故事,处在前四部蝌蚪给杉谷义人的信的后面。三是一部名为《蛙》的九幕话剧,为小说的第五部。这三种文本也是三种不同的文体,一是书信体,二是小说叙述文体,三是话剧文体。从结构构成要素上来看,《蛙》与《酒国》极为相似,但《蛙》中的话剧文体取代了《酒国》中的李一斗的小说文体。从叙述者来看,《酒国》中的叙述者是在莫言和李一斗之间不断变换的,而《蛙》中的叙述人则始终是蝌蚪,信是蝌蚪写的,书信体小说也是蝌蚪创作的,《蛙》的话剧剧本还是蝌蚪写的。但是由于文体的改变,叙述视点也发生了变化。”[2]

  这些作品中的文体大都是三种,《天堂蒜薹之歌》中有小说叙述、说唱和新闻文体,《酒国》中有长篇叙事、书信和短篇小说,在《蛙》中有小说叙事、书信和戏剧文体。“三”在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奇特的数字,老子的《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三”意味着生生不息,轮回无穷,循环不止。三种文体在不断的变换中,构成了小说循环往复的结构形态。

  在这些作品的复式结构中,由于非同质性的原因,各个文体部分在小说中担负的叙事任务不是平等并列的,而是主次分明的。在每部作品中,都有一个主体叙事,起着整部作品叙事的主导作用。《天堂蒜薹之歌》中的主体叙事是高羊、高马和方四婶一家在“蒜薹事件”前后的故事。每章之前民间艺人张扣的歌谣片断,第二十一章《群众日报》的通讯、述评和社论,分别以民间和官方立场对蒜薹事件进行了叙述,对主体叙事起到了辅助作用。在《酒国》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丁钩儿调查酒国市所谓的“烹食婴儿”事件,也就是莫言在第十章所说的“丁钩儿侦察记”。书信是小说结构时空转换的枢纽,而李一斗的小说则是主体叙事的自然延伸或补充。由此构成了《酒国》的结构秩序。《蛙》的主体叙事是剧作家万足,笔名蝌蚪写的书信体小说。而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和名为《蛙》的九幕话剧,则处于次要的地位。

  这种打破文体界限的写作,或是填补了主体叙述中的空白部分,或是发展、延伸、丰富了主体叙述中的事件和人物,在多维时空中,发挥着互动、互补的功能,又似乎在主体叙事之外增添了一种旁观的、陌生化了的视角,可以反观主体叙事部分的人物命运和生存景观。同时,这种次要文本的出现也是对主体叙事的颠覆,而主体叙事的存在也对次要文本形成了一种解构。主体叙事与次要文本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解构的关系。这些不同的文本,虽然处于同一小说结构中,但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具有各自的话语风格。通过这种不同文本的穿插、组合,突破了小说传统文体的规范,开拓出宽阔的艺术空间,使读者在多种文体的相互参照中,感受到这种全新的文体形式带来的陌生和新鲜的审美体验。它与巴尔加斯·略萨结构现实主义的手法有某种相似之处,以多重文本跨文体的形式,颠覆了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这种多重文本的结构方式也影响了后来的写作者,李洱的《花腔》《应物兄》、余华的《第七天》等都有着这种结构方式的影响。

  二 不同文体的反复叙述

  把多种文本组合在一个小说结构之内,并不是为了炫耀知识的渊博,而是一种叙述的需要。在莫言的小说中,多种相对独立的文本被组合在一起,不但没有割裂之感,反而水乳交融地浑然一体,其原因就在于,次要文本都对主体故事进行了反复叙述。如《天堂蒜薹之歌》中的主体叙述与报纸上文章都是在蒜薹事件后的叙述,是过去完成时;而张扣的唱词则是即时的、现在进行时。张扣是蒜薹事件的亲历者,他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将蒜薹事件的前因后果等以唱词的形式表现出来,唱出了他所知道的蒜薹事件。《群众日报》上的文章从官方的立场和角度对天堂蒜薹事件进行了叙述。这种反复叙述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而是从不同的视角强调事件的不同侧面,在不断的递进中加深读者的印象。多重文本的相互交叉和影响,使蒜薹事件得以立体式的呈现。张扣的唱词和《群众日报》上的文章,既起到补充小说正文(叙述者的叙述)的作用,又可以独立存在。小说就这样从三个不同的文本、角度和立场,将天堂蒜薹事件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酒国》中李一斗写的九篇小说都是围绕着丁钩儿侦察记这一主体叙事展开的。如《酒精》为第二章金刚钻的出场做了铺垫。《肉孩》《神童》呼应了丁钩儿的调查事件。《驴街》《一尺英豪》为主体叙事中余一尺出场和丁钩儿与余一尺发生交际打下了基础。《烹饪课》是对“麒麟送子”这一人形大菜的消解。《采燕》《猿酒》对主体叙事中袁双鱼夫妇的形象作了补充,使之愈加丰满鲜明。《酒城》介绍了酒城的概况,为第十章莫言去酒国市埋下了伏笔。由此可见,这九篇小说或是为人物的出场进行铺垫,或是丰富和发展人物性格,如袁双鱼、袁美丽夫妇。这是对丁钩儿侦察记的主体叙事的再叙事,也可称之为反复叙事。《酒国》还通过设置贯穿这三种文本的人物形象,既使三种文本连接在一起,又构成了一种反复叙述。如余一尺、酒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红衣小妖精等。这样,这些跨越不同文本的人物就将相对独立的三种文本串联起来,使之成为有着内在关系的整体。

  《蛙》也是一个利用多重文本进行反复叙事的复合结构。除了书信体小说中讲述了姑姑的故事之外,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五封信,也参与和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过程,既成为小说时空转换的驿站,又是一反复叙述。在信中,蝌蚪对姑姑的故事进行了评点和再叙述,由于文体的转换所带来的视角变换,使蝌蚪能置身事件进程之外,这种再叙述显得更加客观公正。尤其是第五部中的九幕话剧《蛙》的剧本在反复叙事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在第四部中,写到了小狮子找陈眉代孕,后来在牛蛙养殖中心的“隐秘产房”产下一男婴(实际上是陈眉代孕所产)。话剧剧本《蛙》就是沿着这些情节线索继续发展的。剧本的故事是围绕着陈眉寻找自己的孩子展开的。剧本是对前四章叙事的延伸和对结局的交代,也对姑姑和蝌蚪的故事进行了再叙述。

  话剧剧本《蛙》还为小说中被叙述的人物提供了一个自我言说的机会,这也是一种重复叙述。前四章都是蝌蚪的叙述言说,而前面所涉及的众多人物在剧本中摆脱了被叙述的身份纷纷登台,成为了叙述者,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直接发声,可以对自己在前面的叙事中被不可靠叙述掩盖下的真相进行申诉和正名。如陈眉在之前的篇幅中只是作为叙述对象,而在剧本中却成为主要人物,直接为自己的不幸遭遇进行控诉,这就揭示出前面不可靠叙述所遮蔽的事情真相。在这种反复叙述中,使得不同的叙述者在各自认知视角的叙述,呈现出了事件的多侧面。小说的主题也得到不断的深化。

  在莫言小说中的反复叙述,有时并不是为了立体地表现事件的全貌,而是为了设置悬念的需要。如短篇小说《木匠和狗》(《收获》2003年第5期),钻圈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木匠,村子里的一个闲汉管大爷经常来看他们干活,闲来无事就向钻圈讲故事。第一次讲木匠与狗的故事,仅是一个梗概。木匠和狗与两只狼进行了殊死搏斗,狼死了,狗也死了,木匠受了重伤。但是狼惨白的牙齿,磷火一样的眼睛,狗的咆哮,还有那白色的月光,黑黢黢的松树林,绿油油的血……却给钻圈留下一生都难以磨灭的印象。管大爷第二次讲了一个李木匠和黑狗的故事,由黑狗讲到天冷,由天冷冻得小鸟坠落在地,讲到管大爷的父亲管小六用弹弓射鸟,又张网捕鸟。由管小六到集上用碳火烤鸟出卖,又讲到乡里的书记胡长清的经历和买鸟吃、喝烧酒的故事。管大爷信口开河,东拉西扯,把一个故事讲得云山雾罩,离题万里。第三次管大爷虽然对钻圈说我给你讲木匠与狗的故事。但在小说中并没有将这个故事展现出来。多少年过去了,钻圈老了,村里的孩子围着他,让他讲故事。钻圈就讲了个李木匠和黑狗的故事。小说也没有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而是在三十年后,由当年听钻圈讲故事的一个嗵鼻涕的小孩写出了《木匠和狗》。

  莫言在小说中对木匠和狗的故事一直是引而不发,吊足了读者的胃口,最后才将木匠和狗的故事完整地叙述出来。在这篇小说中的反复叙述并不是为了多侧面的呈现事件,而是从设置故事悬念的角度,使管大爷的每次叙述不是简要的梗概,就是离题万里,设置出重重障碍,就是不让其完整的讲出。其目的就是激发读者的好奇心,使读者迫不及待地将小说读完。

  在世界文学史上,在小说创作实践中进行反复叙述最为成功的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设置了四个叙述者——康普生家的三兄弟班吉、昆丁、杰生和黑奴女佣迪尔西——组成为一个反复叙述的复合结构,来讲述破落庄园主康普生家的故事。莫言小说中的反复叙述,与福克纳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采用了不同的叙述者,而且设置了不同的文体来讲述同一故事。《天堂蒜薹之歌》中的小说叙述、说唱与新闻文体,《酒国》中的书信、短篇小说与长篇文体,《蛙》中的书信、小说叙事和话剧剧本文体,从各自视角,运用各自文体的话语方式来进行叙述,都丰富了读者对“中心事件”的认识。而与《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不同的是,《蛙》中的话剧剧本把原来由蝌蚪一人的叙述,改变为众多剧中人的自我言说。

作者简介

姓名:张学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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