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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观念演进与文本理论形态的嬗变
2016年09月23日 08:38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董希文 字号

内容摘要:综观历史,由工具语言观—本体语言观—话语语言观的转变依次带来了工具形式文本—语言客体文本—话语间性文本及相关理论的递进式嬗变。就方法论角度来看,话语间性文本理论打破封闭语言体系,视文本为开放的、与社会文化具有互动关系的语言存在,认为文本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和争夺的场所,集中精力研究文本与权利等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由工具语言观—本体语言观—话语语言观的转变必然导致工具形式文本理论—语言客体文本理论—话语间性文本理论的递进式发展。当前盛行的话语文本理论,一方面不仅超越了语言客体文本理论语言至上的偏颇,另一方面又能有效避免单纯文化研究的空疏,从表意实践角度将文本视为一个社会事件,在文本与社会的互动中探究其意义生产过程。

关键词:话语;文学;文本理论;研究;语言观;观念;文化;客体;文本诗学;主义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文本理论并非只有一张面孔,而是具有多种形态。每一形态文本理论都应时而生,但语言观念转变的导引至关重要。综观历史,由工具语言观—本体语言观—话语语言观的转变依次带来了工具形式文本—语言客体文本—话语间性文本及相关理论的递进式嬗变。每一种文本理论都高屋建瓴、思路别致地回应了来自文学现实的挑战,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文学形式研究的跃进式发展。中国当代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建设应当从中借鉴经验。

  关 键 词:语言观念/文本理论/话语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学文本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2JJD750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董希文(1969- ),男,文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基础理论、美学研究,山东 烟台 264025

 

  狭义来看,文本诗学或文本理论是20世纪西方出现的一种重要文艺研究倾向,主要指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捷结构主义及与其相关理论派别的观点和认识。该理论突出文本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性,主张文学研究与批评就是探究作为客观语言存在物的文本的语言、结构及其独异性。广义来看,文本理论则指一切侧重文本存在与形式的理论倾向,既包括以现象学哲学为指导的各种作品理论,也包括以探究文本意识形态生产为主的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不管取其狭义、还是广义,研究文本理论不能离开文本语言,不能脱离语言学视野。不同语言观念制约着文本理论类型与形态的嬗变。

  语言是什么?语言的功能何在?语言与文学乃至文化的关系如何?在长期不休的论争中,不同语言理论给出的答案并不复杂,语言要么是符号、工具,要么是思维方式与本体。而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著名理论家斯图尔特·霍尔则提出了新的认识。不同于前人,他认为语言及语言表达是一种具有物质实践意义的文化活动,是一种嵌入人的生活本身的文化创造,可以称其为“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他称其为“表征”(representation):“表征意味着用语言向他人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或者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①霍尔的解释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但这两句话含义并不相同。如果说第一句话指出语言即为工具或本体,具有载体功能,类同前人;那么,第二句话则暗含语言是一种重要行为,具有介入、重估或评价现实的功能,是一种干预现实的特殊实践方式。已故学者余虹也认为西方语言学存在三种不同语言观:一种是传统的工具论,以亚里士多德理论为代表,主要研究语词与实在的对位关系,在古典主义诗学和浪漫主义诗学中有充分体现;一种是本体论语言观,以索绪尔理论为代表,主要关注语词与语词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主义诗学和结构主义诗学中表现突出;一种是存在论语言观,以海德格尔理论为主要代表,它着力探讨语词与意义关系问题,在存在论诗学中有集中体现。②霍尔和余虹的认识很有启发价值。综观整个西方语言学发展历史,我们发现,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社会的主导语言观念大致也经历了工具论—本体论—话语论的发展历程,而不同语言观念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影响。就文本理论发展进程而言,这种影响最明显地表现为导致了文本理论依次由工具形式论—语言本体论—话语间性论形态的嬗变。

  一、前现代工具论语言观与形式论文本理论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语言伴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而变化,出现了种类繁多的样式和形态。但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以前,人们对语言本质的共识却出奇地一致,那就是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与媒介。虽然不同语族创制的语言符号很不相同,但却都用它来描述现实世界、传达思想、形成知识并展开交流,因此,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想的外衣、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早在古希腊时期,受当时“本体论”哲学追求的影响,人们更关注语言产生的源泉及本质何在。有两种观点占据上风:一种以柏拉图为代表,认为语言是对神性的“代言”,“神言”控制着人言。一种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认为语言是人类理性和逻各斯的体现,是社会约定的结果,“可理解的言语就是习惯的言语”③。尽管这两种观点分歧较大,但对语言的功能却有基本相同的认识——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媒介。中国战国时期荀子提出了“正名”理论,“正名”的目的在于梳理与规范语言,因为只有名“正”才能言“顺”,才能更好地展开对话与交流。即使到了19世纪,这种语言观念仍占主导地位。“‘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④马克思、恩格斯的概述一语中的。“一个人不是用想法来写诗,而是用文字来写”⑤,马拉美所言极是,脱离了语言符号,文学便无从谈起。在此,语言也仅仅是工具与载体。

  概括起来,工具论语言观对语言具有下述认识:第一,语言不具有独立地位,仅是一种载体与媒介,只有与使用者结合起来,服务于说话者,才能实现其价值。西方古代自不待言,即使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笛卡儿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思”主要指思维与理性,即逻辑的明晰性与秩序性,与语言有关,但也不是语言本身。语言与思维,乃至与主体性并没有融合与汇通,语言仅仅是外在于主体、由主体挑选使用的工具。第二,语言必须准确、明晰、有效。唯有如此,才能胜任沟通与交流的职能。“语言依附于人的理性与意识,它受到逻各斯或神言的控制,担负了传达永在不变之真理的崇高使命。因此,语言总是同确定、明晰、直接、有序、逻辑等质性联系在一起。”⑥第三,语言分析应该密切联系“语境”与“文体”。不同的语境要求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体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与技巧,语篇结构更是与语言息息相关。因此,古代语言研究多集中在修辞学、语法、语言技法方面,较少探究语言本体问题。语言使用本身重于语言观念,甚至可以把语言观念探究融入具体语言使用过程之中。“所以说语法只是阐明思维形式的装束而已。因此各词类是可以从原始的、不依赖于任何语言的思维形式本身引申而得的,将这些思维形式及其一切变化表达出来就是词类的使命。词类是思维形式的工具,是这些形式的衣服。”⑦

  在工具论语言观时期,肯定不会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文本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关心文本问题,不看重语言形式之于文本创造的重要价值。这一时期的文本理论,可以称其为“形式工具论文本理论”,以“重质轻文不离文”的面目呈现于人们面前。所谓“形式工具论文本理论”,就是前现代存在的一种突出语言技法独创性、重视结构整体有机性、关注体制体式之于文本内容传达重要性的形式主义文论。该文论在西方19世纪中期以前占有主导地位,在中国则是“五四”以前尤为突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以前文本理论的存在样式和形态。

  受工具论语言观影响,“工具形式文本理论”具有下述鲜明特征:

  第一,形式服务内容的总体导向。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早期的文学都与政治伦理紧密捆绑在一起,执行特殊的政治宣传或伦理教化功能。古罗马时期提出了著名的“寓教于乐”理念,中国古代更是有悠久的“诗教”传统。一方面,这固然与早期社会功利主义文学观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人们都把文学语言等形式因素视为作品内容的载体密切相连,“辞,达而已”、“文以载道”成为人们的共识。若过分关注形式自身,或以创造华丽语言形式为主,就会被标榜为“言之无物”的“形式主义”而受到指责与批评。

  第二,强调文本形式的有机完整性与和谐性。文学文本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客体,必须和谐处理内部各构成要素,使其成为一个结构谨严、和谐有序的有机体。这包括有序安排文本结构,进行必要的衔接与过渡;也包括细致剖析文本层次,挖掘其中情理逻辑关系等等。亚里士多德就十分关注悲剧文本的整体和谐性。“按照我们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⑧他还认为美的事物不仅内部构成要素安排和谐,还要有适合观赏的体积与长度,整体的有序性与和谐的外观形式对于任何文学文本都非常重要。亚里士多德对于“形式因”的关注及其有机形式理论在西方产生持续影响,至今不衰。无独有偶,坚持浑整思维的中国古人也认为文学文本应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以生命的样式鲜活地呈现于读者眼前,与读者进行对话与交流。北齐颜之推指出,“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⑨唐代白居易也曾主张,“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⑩由此可见,文学文本就是一个生命存在,语言形式虽不最为重要,但也不能缺少。中国古人还深入剖析了文本结构及其有机关系,各部分之间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11)无论中外,都视文本为一个有机和谐整体。

  第三,关注体制、体式之于文本构建的制约作用。既然文本是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那么文本中每一因素都应该各得其所,并且按照文本文体要求和平相处,文体学应运而生。那么,文体学研究涉及哪些因素呢?又如何整合这些因素呢?郭英德先生认为,“一种文体的基本结构,犹如人体结构,应包括由外至内依次递进的四个层次,即(一)体制,指文体外在的形状、面貌、构架,犹如人的外表体形;(二)语体,指文体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和语言风格,犹如人的语言谈吐;(三)体式,指文体的表现方式,犹如人的体态动作;(四)体性,指文体的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犹如人的心灵、性格。”(12)文体就如人体,一个器官出现问题,人就会生病;一处处理不当,便会影响文本整体风貌。中国古代产生了丰富的文体学知识,“辨体批评”成为古代最重要的批评方式,有其必然性。

  第四,侧重探究词语技巧之于文本创作的重要价值。语言是文学的媒介与载体,但文学语言不同于科学语言和普通语言,它除了作为载体传达文本意义之外,还具有展示自身的特殊价值。为了传达作者细微而独特的体验与感受,为了显示自身的艺术魅力,它经常突出日常语言规范的限制,通过变形或陌生化方式创造奇特艺术效果。为此,文学语言可以采用象喻式方式创造,“因而人总是按照自身存在的类比,即用人格化的方式,且总是通过一种非逻辑的转借手段,来想象其他事物的存在”(13);文学语言可以突破书写常规,甚至是语法逻辑,“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如此大胆地把他用理性思考的这些东西置于语言之中,尤其是以一种不可更改的形式,亦即用所谓书写符号来表达(但文学可以如此——引者注)”(14);文学语言必须准确、凝练、字字珠玑,“在诗的作品里,每个字都应该求其尽力发挥为整个作品思想所需要的全部意义,以致在同一语言中没有任何其他的字可以代替它”(15)。因此,中西古代修辞学都很发达,产生了卷帙浩繁的探究文学技法的专书。它们或静态地研究文学语言的特征,或结合案例具体指导文本创作用词技巧,或阐释与赏析经典文本的用词特色,从技术层面推动文学活动向前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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