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学理论的演进和成长有自己的独特进程，有必要建立学科的历史分期理论。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学理论的发展要经历混沌发生期、稳定共识期、震荡调整期、系统整合期四个阶段。在理论发展的整个进程中，四个时期有序演进，由低级到高级循环进步。以此为依据，可以对20世纪以前演进了几千年的西方文论进行阶段划分。粗线条地看，以荷马史诗为起点，到20世纪当代西方文论兴起，可以大致分成四个阶段，构成一个完整的周期。对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其意义在于，第一，科学把握文论历史的趋势，第二，正确判断历史理论的实际价值，第三，预测理论发展的可能走向。

　　关 键 词：文学理论/历史分期/西方文论史

　　作者简介：张江，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批评》杂志总编辑，长期致力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研究。

　　近些年来，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西方文论，已成为国际学界的重要话题。各方面的争论很多，意见精彩纷呈，诸多深刻见解影响广大。但总体上看，对西方文论的现状和前途的讨论，依然纷纭混乱，迷茫和困惑愈来愈深，对“理论已死”的判断、理论何处去的追问，依然没有甚至难有科学的辨析和回答。我们认为，对一个时代理论的整体状况及其在历史发展谱系中所处位置进行科学评估，是判断这个理论的实际价值，进而确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基本前提，也是学科成熟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本文试图从西方文论的历史分期入手，提出新的认识与预测，就教于学界。

　　一、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

　　从时间的流程来说，当代西方文论是20世纪的产物，与19世纪以至更久远的年代相比，它历史地处于时代前列。但是，从科学发展的实际进程看，它的定位和性质却另有标准。同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紧密相关，作为一门科学，从发生、发展的总体趋势来说，文艺理论的演进和成长有自己的独特进程。鸟瞰西方文论近三千年的历史，如果以古希腊早期哲学家的文艺思想为起点，西方文论的生成发展历经多个重要阶段，在每个阶段里，一定都有杰出的代表人物和学说，奠定一个时代的理论地位，构成其理论特征。这些重要的理论家超越前人的新的思想和新的方法，标志着理论的发展从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总体上看，这个过程是连续的。尽管有诸多超越历史的突变和漂移，理论成长的路线依然清晰可辨。我们可以重要的理论人物为代表，大致准确地给出一个时代、一个阶段的定位，并在这个基础上，描述未来理论持续生长和延续的路线。如果从西方文论的萌芽生长开始算起，我们可以把近三千年西方文论的历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混沌发生期。在这个时期，各种相关思想和认识的探索刚刚开始或是重新开始。在理论生成的早期，它是幼稚的、粗浅的，以猜想和假设为主，同时充满批判的精神。没有共同的认识，没有公认的方法，有的只是纠缠不清的思潮和学说的争论，各种观点、方法的相互抵牾和否定。第二个阶段是稳定共识期。在这个时期，因为前一时期的探索和争锋，因为各种理论逐渐趋向成熟，总体理论框架次第构建起来，形成了各方面认同的基本规范和可以普遍接受的一般方法，学科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和整理材料，开展更多具有论证意义的实际研究，破解共识范围内出现的新的难题。证明和推演是这个时期的主要逻辑方式。第三个阶段是震荡调整期。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的传统认识被怀疑，旧的共识或主流方法被颠覆，新学派、新思潮喷涌而出，怀疑、否定、解构成为主要方法，争论、分歧、混乱成为主流方式，理论上的交叉增补，方法上的除旧布新，破而不立，立而不稳，成为理论生成的基本形态。尽管如此，这个阶段的总体走向依然明确，那就是在震荡中不断归纳调整，为形成新的共识做好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第四个阶段是系统整合期，也是新的稳定共识期。在这个时期，因为上个阶段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淘汰，新的理论规范逐步成型，大量的新概念、新范畴、新定律，组合熔炼为新的完整体系，学科以至理论建设进入稳定共识的更高阶段。应该指出，这四个分期只是大致的。各时期之间的基本特征也是相对的。它们可能有交叉相似的地方，也有混沌难识的方面，但其主要界线是清晰的。在理论发展的整个进程中，四个时期有序演进，由低级到高级循环进步，没有穷尽。总的路线如此，但一些具体现象需要深入讨论。这些现象使理论分期问题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

　　第一，就以往西方文论的总体演进状态来说，它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但就未来的发展说，它早已完成自身的学科建设，基础框架趋于稳定，此后的演进会发生重大变化，将主要演化为两个阶段，即震荡调整期和系统整合期。两个时期反复轮回，不可能再回到理论发生时期的混沌状态，也不可能有长期停滞的稳定共识。稳定共识将与系统整合基本统一起来。在理论发生的早期，稳定共识的基础是重要思想家、理论家的独立贡献，随着理论的成长和成熟，特别是因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近现代的稳定共识通过对前代的理论整合而实现，是在系统整合的基础上实现稳定共识。震荡调整与系统整合的轮回是必然的，因为这是理论进步的本来方式。震荡是理论前进的动力，稳定是成就的应用和积累。稳定是相对的，且越来越短暂，理论自身的成长要不断地打破平衡，不断地对已有学说和观点提出挑战并发生新的创造，这是所有理论发展前进的一般规律。同时，理论的积累，一切合理的新学说、新方法，确定为常规性存在，并上升为知识性成果传播后人，递补为成熟学科的组成部分，成为理论持续传承的基本方式。从调整到共识同样如此。调整是一个没有完结的过程，调整本身就是进步，就是向共识前进。共识是相对的，没有永远和完全的共识，共识通过调整实现，就是在稳定共识的阶段，调整也不会停止，只是调整幅度没有那么巨大和明显，扩充和积累的意义更加突出而已。整合不同于调整。调整可以是对旧学说的完全否定和抛弃，整合则更侧重扬长避短，优化组合，在充分发挥多种学说独特优势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学说或方法。系统整合高于单向调整。比如，自亚里士多德始，西方文艺理论进入了第一个稳定共识期。这个时期的稳定与共识，主要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个人的理论贡献为基础，此前的理论猜想和假设，除非被重新证明，其影响愈来愈小以至消失。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理论之间对立和矛盾的方面很多，但仍长期并存，各得其所，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充分吸取柏拉图理论的优长，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使他的理论比自己的老师更加系统完整。三百多年以后，古罗马的杰出诗人与批评家贺拉斯，继承他们的遗产，既主张罗马文艺向古希腊学习，又不是简单地复古倒退，而是企图有所变革和前进，提出古典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原则，丰富了古希腊传下来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前辈留下的资源有限，文艺创作的实践有限，理论建设只能以小的调整为主，而少有甚至没有理论的整合，难以成就大的境界。

　　第二，四个阶段之间的一些基本特征有相似的方面，但从根本上讲，是不同阶段的相似，所谓相似只具其表，理论本身的水平和性质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是质的上升，是经过否定调整后的高级形态，绝非本来面貌的简单重复，否则，理论无从进步。比如，震荡调整期与混沌发生期的特征有相似之处，都有源头探索的冲动，都普遍借用假说和猜测的方法，都有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和彻底否定，此外，新的学说不断生起，颠覆性的观点横空出世，等等，但是，这些相似的方面在本质上已完全不同，后者的震荡已非前理论的完全混沌，哪怕是离奇的猜想，也会有前理论的线索可循，有大量的实践为依据，是在稳定共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更高水平的探索，且可能实现对前者的飞跃。同样，后续的稳定共识与早前的稳定共识也完全不同。虽然两者都是经过震荡调整期的革命性变革而实现的，但是，历史的进步使震荡调整的内容完全不同，在这个基础上取得的共识当然是更高层次的共识。这个共识不仅包括前一阶段震荡调整的成就，而且延续和积累了以往各阶段的优秀成果，是站在更多巨人肩膀上摘取的更优质的果实。这个过程中所生产的能量，有力地推动学科建设发生结构性变革、思维方式发生质的进步，远不是早前的稳定共识所能比拟的。学界普遍认可，同是理论发育的高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康德、黑格尔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比，其理论更为丰富和成熟。从形式上看，柏拉图没有专门的文艺学著作，其主要文艺观点散见于各类哲学、伦理学对话之中。后人的理解和光大，主要依赖于对其中的碎片式表达做出新的组合与理解。亚里士多德有文艺理论的专著流传，其《诗学》、《修辞学》应是西方历史上最早的文学理论著作，但是，由于此前的历史遗产有限，也就是前人创造和保留的理论材料有限，也因为那个时代的文学实践和经验偏少，比起后人，其理论生产能力单薄无力。后来的康德、黑格尔则完全不同。经过两千多年的历练和积累，思想领域和文学艺术方面的进步，已非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先贤所能想像，特别是近代以后，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注入无限活力，就是在此基础上，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系统总结了西方两千多年文艺实践的经验，推演整套的独特概念和范畴，构建了博大精深、逻辑严密的宏大系统，远远超越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理论。同是稳定共识的起点，此起点之高前人无法比拟；同是调整丰富前人理论，其丰度与广度已有天壤之别。历史向前进，理论永远不会简单地回复到过去。

　　第三，各阶段之间的分界是模糊的，越到近现代，这种区别越加混沌，甚至出现难以辨识的状态。但大体而言，各阶段之间的界线是有的，各时期的代表人物的地位鲜明。这种现象在西方文论的早期就有表现，到近现代则更加突出。使我们感到有些困难的是，由于理论发展的多样性，也由于一些学说和观点的自身矛盾和冲突，重要人物的代表性意义很难确定，理论的时代价值也模糊不清，造成历史分期的复杂多变和认识混乱。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对此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韦勒克曾经指出：“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至十八世纪中叶，这段时期的批评史建立、深化和传播了一种文学观点，它在1750和在1550年实质上是相同的”，“在将近三个世纪的历史中，这些原理和见解，仅仅经历过一些相对来说较小的变化”，“三百年来，人们翻来覆去，重复的是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所主张的观点，争辩不已的还是这些观点，而且将它们编入教材，铭记在心”(1：7-8)。这就意味着，在韦勒克的眼里，这个时期的理论完全可以归位于古希腊罗马理论体系。有的学者则认为，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没有形成有深度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个时期的理论家们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出色地消除了中世纪以来文艺理论发展道路上的种种障碍，为文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作了必要的准备”(马新国98)。在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评价上，这种复杂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就西方理论界本身而言，各种各样的主义和学说，此起彼伏，相互冲突，对立否定，各领风骚又衰败而去，我们很难定位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对德里达的争论就是例子。以他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显盛时在云端，冷落时在渊底，很难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康德、黑格尔等旧时代表人物的持久性和凝聚力。

　　第四，理论发展以一条基本共识线为主线索，震荡与调整围绕这条主线波动式展开。但是，在一个大跨度的历史坐标上，这条主线不是与坐标横轴平行的直线，而是一条总体跨越式上升的斜线。在这个坐标上，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理论的进步，震荡围绕上升的理论主线起伏，在某些时间点上，甚至背离主线，呈现了理论在前进中的混乱和探索，而且越到近代，震荡与调整就越加猛烈，既显示理论进步的速度，也表达了理论危机的深度。如果我们在一个平面坐标上做出图示，它会表现为：一方面是上下震荡大幅度地偏离稳定共识的主线；另一方面是震荡频率密集，在极短时间里产生诸多方向相反、冲突剧烈的理论和学说，象征理论变革的深刻和迅疾。这种现象在当代已是一种常态。这里有一个问题，所谓理论围绕主线震荡调整，那么这个主线是什么?有没有这样一条主线?上面言及的背离主线而震荡是一种什么现象?它的理论意义在哪里?我认为，西方文艺理论近三千年的发展，是有一条主线的。这条主线就是历代文艺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历代理论家对诸多文学理论的原点问题不断砥砺、创造并形成共识，从而形成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一原点问题，犹如韦勒克所言：“在批评方面，我们可以说，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所探讨的问题，当今仍然摆在我们面前。沃·伯·加利出语惊人，称之为‘本质上引起争议的概念’的问题”(5：7)。如果没有围绕原点问题所形成的这条主线和基本共识，文学理论的主体框架不复存在，文学理论不会成为成熟学科。所谓震荡，就是围绕这些基本问题展开不同方向的讨论，其中正向波载是巩固和丰富共识，负向波载是否定和消解共识，它们推动或决定了这条主线成为逐步上升的直线。这条直线承载了历史上积淀流转的理论成就，使之作为知识性财富传承下去。任何一种理论，哪怕是最先进、最革命的理论，如果不能上升为知识性成果而进入这条主线，其最后结果只能是被淘汰。历史可以留下印记，但只能是一点难被辨识的印记。这条主线是被不断丰富的。比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的某些分析方法就会加入主线，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的一些有益贡献也当汇入其中。至于背离主线的非连续震荡，是当代西方文论特有的现象。20世纪出现的许多所谓革命性理论，彻底颠覆了以往人们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认识，打碎了诸多曾被视为真理的共识。这些理论背离共识而上下独自震荡，其主要意义在否定和解构，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危机的一面，更是迷乱与失却自我的当然形态。还有一种现象应该注意，某些理论的离线震荡，与其前后时间相连的理论震荡是断裂的，是间断性曲线的表达。这意味着理论之间的相互连接被否定，历史的概念、传承的概念在这里不复存在。这也是西方当代文论特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