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我差”是所有的第一人称叙述不可避免的现象，不同的“我”既合一又分裂，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纪实的体裁，始终贯穿着这种分裂造成的张力。叙述者“此我”与人物“昔我”的分裂，既以是时间上先后造成的，也可以是自我意识分裂形成的。有时候这种差别表现在语言风格上，有时候表现在意识上，是两种主体意识对话语权的争夺。“二我差”甚至可以构成戏剧化的情节结构，此时二我的分裂成为叙述推进的根本动力所在。

　　关 键 词：二我差/自我叙述/叙述者/人物/叙述现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编号：13&ZD123)

　　作者简介：赵毅衡(1943- )，男，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符号学。

　　笔者称为“二我差”的现象，发生在所有的“自我叙述”(homodiegesis)中。自我叙述，即我讲我的事，就是一般所谓第一人称叙述，在所有的叙述体裁中都极其常见。在小说之外的叙述体裁中，自我叙述更多，例如检讨、忏悔、日记、自传、表白等等，凡是自我叙述，就必然有这个“二我差”问题。“二我差”问题，在一百年的叙述学史上没有人讨论过，也不见于任何中外叙述学词典，自从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这个概念后，[1]中国学界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渐渐多了起来。

　　一、二我差的产生

　　凡是叙述者显身，叙述中又讲到自己的过去，就必然产生二我差，有时这种差别表现在语言风格上，有时表现在意识上。不管是在虚构的小说中，还是在自传中，还是在口述中，一个叙述者“此我”，讲述自己作为人物的往昔，既可以用“昔我”的语言，也可以用“此我”的语言；既可以表现“昔我”的意识、经验、判断，也可以用“此我”的意识、经验、判断，这种语言或意识的差别，就是“二我差”。

　　在不同叙述中，“二我差”会有很大变异，有时“二我差”细微到可以忽视，有时表现强烈，有时甚至是强制性地成为叙述的基本构成要素。例如写检讨，说忏悔，表坦白，必须用“此我”的意识来否定“昔我”的“当时的意识”。在所有的自我叙述中，叙述者与人物只是在“累积身份”上是同一个人，叙述言语主体与经验主体只是可以追认地合一，例如在坦白书中，两个我是法定上合一，“此我”必须为“昔我”做的事负法律责任，承担惩罚。但是在叙述中，“昔我”并不具有充分主体性，因为不是此刻的讲述行为者，不是叙述意识的源头。法律无法惩罚“昔我”，而必须依照“此我”主体的状况进行判决。这就是“坦白从宽”“将功抵罪”的叙述学基础：在主体的充分性上，“此我”已经替代“昔我”。

　　在隐身叙述者的叙述(即所谓“第三人称叙述”)中，叙述主体与人物的被叙述主体，本来就是分割的，不会出现不同的“我”既合一又分离的张力。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叙述者“我”与人物“我”是同一个人，又不是同一个人。叙述者“我”出现在后，在“叙述现在”，人物“我”出现在前，在“被叙述往日”，此刻的我是叙述者，讲述过去的我的故事。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我”为叙述者讲述爷爷奶奶那一辈发生的故事，彼时有无“我”这个人物，并不是小说叙述的必须条件：“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写作时间与阅读时间处于经验世界时间轴上，与纪实型叙述事件有关，与虚构叙述时间无关。写作时间与接收时间，处于作者读者的世界中，它们也都是文本之外的，这点不难理解。对于文字图画等记录类叙述而言，写作时间必定后于被叙述的时间。

　　由此，在所有的自我讲述中，赫然出现了两个甚至一连串完全不同的“我”。似乎叙述者“我”在讲的不是自己的故事，而是几个不同的叫做“我”的别人的故事。有时，甚至叙述的语言都不再是叙述者的语言，而是人物的语言，这是有可能出现人物“我”抢叙述者“我”的话。这两个“我”的间距，笔者称之为“二我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