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11年10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联合报》副刊主编宇文正女士的邮件，她惊讶的程度不亚于考古学家有了新发现，她迫不及待地告诉我，王鼎钧(她接着称呼先生“鼎公”)给《联合报》发来一篇短文，盛赞我刚刊在《联合报》的《新诗50条》，她打算在“回音壁”栏目刊出。借着一些台北友人的来信，我才得知因我那篇拙文，竟有那么多台湾读者在“脸书”上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可惜我无缘一睹那样的“盛况”。更没想到，先生及席慕蓉女士都对拙文大加称赞，他们或撰文或在各地演讲中频频引用，令我感念不已。

　　当然，还是靠宇文正女士牵线，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辈，冒冒失失与先生通起信来。先生的第一封来信就吓我一跳，我学宇女士称先生“鼎公”，先生落款竟自称“弟”。读到《今天我要笑》，先生在文中透露了“鼎公”的缘起。原来“鼎公”是当年同事送先生的绰号，表示“表情呆板，说话也没什么趣味”。读到这里，我顿感脸红，自己怎会如此糊涂？竟把心中偌大的敬重，装进了这充满贬义和调侃的称谓？我久久凝视着这本书，转念一想，又心安理得起来。

　　宇文正们力求用“鼎公”，准确无误地表达敬重，说明这绰号的内涵，早已由逗趣迁向敬重，这再次证实了希腊人的先见：诗歌是对世界的重新命名。先生是诗人无疑！先生的慧眼只要掠过往事，乱世便显出土崩瓦解中的诗意，比如，我从没见过有人能把书生对白纸的感情，写得那么深厚迷人，乱世中的一张白纸，足以支撑一个书生的世界，写得那么有说服力。《白纸的传奇》就这样帮我们重新命名了白纸。能重新命名的人，只能是诗人。鼎公用文章重新命名事物，这些文章也重新定义了“鼎公”，这就是诗意结出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