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出现不少争议声是一件大好事，我从中发现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健康生机，也许它预示着，2016年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不会仅仅在这一年收获到一批高质量的作品，而且有可能会把这种良好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

　　对于长篇小说而言，2016年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年份，从年初到年底，引起媒体关注和市场热销的新作品接踵而至，有人将2016年称为长篇小说的丰收年，且好评如潮。但我更感兴趣的不是热闹局面中的好评，而是激烈的争议声。比如年初出版的《匿名》，这是王安忆的一次大胆的文学尝试，给读者带来一种迥异的阅读感受，尽管不少评论对此表示赞许，但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这部小说很难读，是一种失败的文学试验。又如《极花》，是贾平凹再一次书写乡村现实的小说，但因为小说涉及社会最敏感的话题之一——拐卖妇女，作者所持的立场以及书写的角度便受到一些人的质疑。我为这两部引起争议的小说而感到欣喜，因为，小说有争议并不是坏事，也许恰好说明了其价值含量大，另外，有没有正常的争议也是判定文学生态环境是否良好的重要标准。我们曾经对文学生态环境深表忧虑，因为正常的文学争议很难出现。从这个角度说，2016年出现不少争议声是一件大好事，我从中发现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健康生机，也许它预示着，2016年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不会仅仅在这一年收获到一批高质量的作品，而且有可能会把这种良好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所谓年度评述，实际上是不可能对这一年的创作进行全面的评价，我只能在自己的阅读范围内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来谈谈。历史叙述的丰富性，现实性的深化，以及先锋依然行走在路上，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三个话题。

　　历史叙述的丰富性

　　2016年度的长篇小说中历史叙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类作品中明显看出作家们试图修正过去由文学所勾画的历史版图。

　　大叙事的自我化具体表现为，从自我的经验或自己家族的资源入手来建构大叙事。以这种方式进入历史的大叙事时，就更容易触摸到血肉和肌理。

　　长篇小说具有容量大的优势，作家充分意识到这一优势，力图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比较全面地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思考，因此史诗性、家族叙述以及多线索、多维度的结构也是被作家们使用得比较多的方式，比如反思历史的作品比较多，且几乎都带有以上的特点。

　　2016年度的长篇小说中历史叙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在这类作品中明显看出作家们试图修正过去由文学所勾画的历史版图。在历史叙述中，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风云史尤其受到作家们的青睐。张炜写过不少长篇小说，他的创作基本上是围绕思索革命历史这一主题而不断深化的。我曾把张炜的写作看成是一种寻求理想答案的精神之旅，《独药师》是他在旅途中一个新的拐点。他从养生的角度进入到历史，面对生命与革命的悖论反复追问。革命是要解决社会衰败的问题，让社会获得新生，养生大师们一生追求的是如何让生命延续。二者在总体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因此，独药师世家季氏后代不仅长期援助革命党，而且有的还成为了革命党的一员，有些甚至在革命中丧失了生命。小说似乎在提示人们，养生文化所遵循的生命哲理，应该融入到革命理念之中，这样才会避免革命的破坏性。但是小说中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若要如此，除非遇到了“雅敌”才行。小说虽然在历史悖论面前打开了思想空间，但仍带着困惑——看来，张炜的精神之旅仍要继续下去。

　　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乡绅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时也是革命的对象，随着革命的胜利，乡绅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彻底被打倒，以往文学中的乡绅形象，则因为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在反思历史中，乡绅不仅成为重要的反思对象，而且乡绅也是反思历史的一个新入口。重新讲述乡绅的故事，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趋势。

　　莫美的《墨雨》则是直接面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南湘西的农民运动，写出了乡绅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但作者同时也对这种历史之必然表达出质疑：是否一定要从身体到精神上将乡绅彻底打倒。墨雨是乡绅梅浩然梦中的景象，表现出他期待写出锦绣文章的美好愿望。但他的“墨”显然代表的是已经无法跟上时代进步的传统文明，所以“墨雨”带给现实的只会是遍地污浊。然而梦境中的墨如雨下，又未尝不是一种文化的胜景。莫美对梅浩然是寄予同情的，他的同情也是他的反思：革命能否让梅浩然这类人物以及他们所承载的文化同样获得拯救？

　　李凤群的《大风》恰好接续起《墨雨》的故事，讲述了乡绅被打倒后的遭遇。《大风》是体量浩大的家族叙述，以梅先声为起点，一家四代历经共和国成立后的60余年的风风雨雨。梅先声正是“土改”中将被打倒的对象，他带着母子选择了逃亡，并在异地他乡改变身份，由地主梅先声变为贫农张长工，担惊受怕地生存了下来。作者主要用力的方向是在城乡对立的大背景下，追问乡村的精神家园，以及乡村的身份认同感。从这个角度说，《大风》是把乡绅置于整个乡土文化衰落的历史格局中来思考的。

　　无论是家族叙述，还是史诗性，都是一种大叙事。大叙事虽然有气势，有高度概括力，骨架完整，但难免牺牲历史的血肉。但是，有一种大叙事弥补了这一缺憾，这就是大叙事的自我化，其具体表现为，从自我的经验或自己家族的资源入手来建构大叙事。自我化不等于个人化，自我化的大叙事更不是私人小说。当然二者有相似之处，这就是对个人经验的重视。但私人小说仅仅是在进行自我虚构，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关于自我的封闭世界。而大叙事的自我化，是要打通一条自我的隧道，由自我虚构转为外向虚构。外向虚构引入了别人的真实故事，但这个别人又与自我关系密切，相互之间可以构成亲密对话，以这种方式进入历史的大叙事时，就更容易触摸到血肉和肌理。

　　2016年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格非的《望春风》和葛亮的《北鸢》。《望春风》描述了江南某乡村赵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格非写的是自己的故乡。离乡多年后回乡看到他记忆中的村庄正在消逝，于是有了写作的冲动，要“记录它们逝去的时光，这是我的使命”。这样的写作缘起就决定了小说是一种多重对话的结构，既包含着今天的格非与记忆里年少的格非的对话，也包含着记忆里的村庄与现实中的村庄的对话。格非并不在意给几十年的乡村历史做评判，而是试图通过文字更好地融入到乡村和自然之中。

　　葛亮的《北鸢》完全以作者自己的家族为原型，通过家史去看传统和国史，小说的自我化尤其表现在作者对于家族与传统所秉持的一种敬畏和肃穆的态度，于是便会认真地寻找与其相匹配的典雅文字。

　　卢文丽是写散文的，她写的第一部小说《外婆史诗》还带有散文痕迹，但因此也让她以自己外婆为写作对象时，能够直觉地把握住外向虚构的魅力，从而叙述自由潇洒。这是一部值得认真讨论的小说。小说写了外婆的一生，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婆，她的遭遇很坎坷，有苦难，也跟这个时代结合得很紧，但是卢文丽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时代上，也没有放在对苦难以及苦难背后社会意义的挖掘上，因此小说不是一个强调社会性的主题，也不是一个强调道德性的主题，卢文丽就写一个普通外婆对生命的态度，通过外婆写出一种中国式的生命意识。这也说明，大叙事的自我化往往会让作家在思想主题上有新的发现。

　　在历史叙述中，我还注意到有些作品的突破，是完全得益于作家努力拓展历史视野的时空。如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这部小说首次将中美混合联队“飞虎队”奋勇抗战的故事写进了小说之中。小说完全超越了以往的战争叙事，作者由战争引伸出两个家庭两代人的情感纠葛和历史遭遇，并对两代人的家国情怀有了豁达的理解，体现出一种宽容、博大的地球村理念。

　　陈河在《甲骨时光》里塑造了一名考古学者，围绕殷墟甲骨文物，展开了一场文化保卫战。作家从殷墟和甲骨文里看到了一种神奇性，又从民国时期的学者身上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尊严。神奇性带给他虚构和想象的广阔空间，而学者的品格则让他感受到真实的力量，从而不愿放弃对历史真实的书写。于是他让想象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游走，写就了一部虚构与非虚构相得益彰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