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应该为文学批评提供理论资源和支援。一定意义上，有怎样的文学观就会滋生出怎样的文学批评实践，而且文学观会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桫椤认为的“小说是文本史而不是观念史”，貌似矫枉过正，其实是强调“观念”源发于“文本”，是和文本双生双栖的观念。因此，文学批评运用观念，或者生成观念，都有着特定的文本规定性和时代语境。文学批评不排斥观念和理论，而是文学批评要从阅读感受出发，观念运用和对文本的阐释，要考虑观念和文本之间的“有效性”和及物。观念和理论落实到具体文本有一个转换和安置过程，而不是侵犯性的强制阐释。

　　考察当下文学批评的现场，将理论作为“手术刀”，把具体作品作为解剖对象纳入理论体系之中的批评方法颇为流行。但我以为，这种“理论先于文本”的批评方式不仅无法为小说创作实践提供帮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小说家，不利于创作的提高，应当引起警惕。

　　常常是，小说家所谈论的创作话题，批评家并不关心；而批评家谈论的理论问题，小说家又不以为然。表面看是二者的出发点不同，但究其根源，则是“文本观”的问题，即将小说文本置于文学批评的何种位置上。考察当下文学批评的现场，将理论作为“手术刀”，把具体作品作为解剖对象纳入理论体系之中的批评方法颇为流行。但我以为，这种“理论先于文本”的批评方式不仅无法为小说创作实践提供帮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小说家，不利于创作的提高，应当引起警惕。

　　文学即是“文本之学”

　　小说文本与理论和批评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客观真理。文学创作是人类至高的精神活动，同时也是作家利用自己的经验书写现实和想象世界的实践，相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来说，小说文本就是理论赖以生成的客观基础，更是文学批评得以进行的客观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假如没有文学文本，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就不可能产生。在我看来，所谓文学，即是“文本之学”，核心在“本”，“本”是文之所据。离开文本谈文学，便是缘木求鱼。

　　文本是可感可触的，它表现为一种客观实在；而任何理论都是只存在于人类意识中的观念，这种观念不会凭空产生，它或者来自于对社会实践，或者来自于文本的阅读经验。纵观古今中外的小说史，首先是一部文本史，一切关于小说的观念都是这部文本史的附庸。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学传统，但这个传统是基于文本的传统，而非基于理论的传统。魏晋南北朝以前，“文学”实际上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它仍然与其他文明形式诸如典章制度和实用类的文章搅和在一起，并没有文体观念上的自觉，更不可能得到理论上的指导。具体到小说，唐代传奇“作意好奇”、“尽设幻语”的写法才“令中国小说脱离史部，成为独立的文类”（陈平原语），自此才有了自发意义上的创作观念。作为叙事文类的雏形，《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和故事从史前时期就已经陪伴我们祖先的生活；而由唐传奇开始，口头文学与文人创作交相辉映，直至形成《金瓶梅》和“四大名著”所代表的古典小说巅峰时代。从小说理论上来看，直到明代中叶的李贽时代，才“开始认识到小说在文学上的价值，并且开始把小说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活动来作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叶朗语）。随之出现了小说评点这种鲜活的批评形式。

　　由此可见，中国古典小说批评和小说理论是基于具体的小说文本而形成的对作品的认识，它们远远晚于文本的产生。与此相似，西方小说从神话和史诗开始，经由罗曼司而形成长篇小说，也是当文学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之后才形成了文体的自觉，最终出现了一部又一部不朽的名著。而文学名著被经典化的过程是通过一代代读者阅读筛选的，绝非仅仅依靠批评家理论“鉴定”首肯的结果。所有关于小说的理论观念，无论是古希腊的“模仿说”，还是叶昼、李贽的“肖物”、“传神”说，都是以具体作品现象为基础归纳总结出来的。小说理论和批评有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史，但是当它们与小说史相对应的时候，显然它们是小说史的“副产品”。

　　小说史是文本史的另一层含义是，包括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和西方文学名著在内的经典小说，它们虽然是作家个人对时代的反映，体现着那个时代的观念，但它们首先是一个自足而完满的逻辑体系，之后才是一个作家的精神凝结体和社会文化的对应物。这个体系是语言、结构、叙事方式等形式元素的结合，是一切形象、主题、思想以及文学价值和意义的容器。基于历史的原因，传统的小说批评更多地进行政治的、历史的和道德的批评，小说研究成为社会学、历史学或伦理学的一部分，小说史被写成了一部社会观念史，连带着影响到了小说家的写作：小说家们惯常于社会观念的表达，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作品的美学追求。不过在当下，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