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预言》到《夜歌》标志着现代诗人何其芳从唯美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那么，有着“超达深渊的情趣”的《画梦录》就类乎《预言》，关注“人间的事情”的《还乡杂记》则类乎《夜歌》，而从《画梦录》到《还乡杂记》，则标志着何其芳在散文写作方面也发生了值得重视的转型。人们一直对何其芳在诗歌、散文方面的转型津津乐道，对他转型前的两部杰作——《预言》及《画梦录》投入了大量的学术热情，而对《夜歌》尤其是《还乡杂记》，人们的阅读相对较少，探索相对缺失。

　　《还乡杂记》现收入《何其芳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目次如下：《我和散文（代序）》《呜咽的扬子江》《街》《县城风光》《乡下》《我们的城堡》《私塾师》《老人》《树阴下的默想》《附记一》《附记二》《附记三》《后记》。编者在说明中提及，该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49年1月出版。但事实上，该版中并无《附记三》。不仅如此，这三则《附记》及《后记》之所以出现，还与《还乡杂记》及其之前的两个版本——《还乡日记》《还乡记》的面世、形貌不无关系。

　　第一个版本：《还乡日记》

　　《还乡日记》是《还乡杂记》的第一个版本，1939年8月由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1936年夏，何其芳和妹妹何频伽从北平回了一次万县老家。在往返途中、万县县城以及家中，何其芳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感受了家乡人事的变迁，内心掀起了情感的狂澜。后来，他带着一种凄凉的被流放的心境，去了山东莱阳这个对他而言偏僻辽远的小县。在那里，他看着无数的人都辗转于饥寒死亡之中，他思考着那些来自田间的诚实的青年必将遭遇的阴暗未来：贫贱和无休息的工作。由此，他意识到一些人在庄严的工作，而另一些人则倍显荒淫与无耻。这种两极对立，让他在痛苦中反省自己既往的人生道路、写作风格，以至于他很久都不曾提笔写作。

　　某天，一位在南方编杂志的朋友来信，问他是否可以写一点游记之类的文章。想起自己回万县所获得的繁杂感受，想起在工作之地所获得的人生之思，何其芳“突然有了一个很小的暂时的工作计划”，那就是在上课改卷子之余，用几篇散漫的文章去描写他的家乡的一角土地。于是，从1936年9月29日至1937年6月11日，何其芳先后完成了《呜咽的扬子江》（1936.9.29）、《街》（1936.10.15）、《县城风光》（1936.11.1）、《乡下》（1936.11.25）、《我们的城堡》《私塾师》《老人》（1937.3.31）、《我和散文》（代序）（1937.6.6）、《树阴下的默想》（1937.6.11）。其中，只有《街》未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

　　1937年6月，何其芳将已写就的8篇散文编辑在一起，以《我和散文》作为序言，寄到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拟作为靳以所编的小丛书“现代散文新集”之一出版。在1937年3月至6月期间，该公司已先后出版了五部散文集：巴金的《短简》（1937年3月）、卢焚的《黄花苔》（1937年3月）、方敬的《风尘集》（1937年4月）、严文井的《山寺暮》（1937年6月）以及萧乾的《落日》（1937年6月）。靳以还为前四本精心撰写了广告词。但随后抗战全面爆发，局势大变，上海很快成为孤岛；1938年，良友公司内部发生了大变动：三巨头伍联德、余汉生、陈炳洪之间的矛盾激化，使得原来的良友公司走向了分裂和破产。后来，以赵家璧为首的一批职工找到了新投资者，随后接管了良友公司所有产业，重组良友并改名为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38年下半年，“现代散文新集”的编者靳以又离开良友去了重庆。这三大偶然出现的因素，使得“现代散文新集”中后续三本书的出版异常艰难。事实上，直到1939年5月，该丛书的第六本即臧克家的《乱莠集》才由新良友公司出版，丛书的第七本即何其芳的《还乡日记》，直到1939年8月才问世，而第八本则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和其他几本一样，《还乡日记》也是新型的袖珍本形式，封面的规格、总体字数均与其他书籍大致吻合，只是因为《还乡日记》印行于孤岛时期，故而在售价上，《还乡日记》被调高至四角五分一册。

　　但需要关注的是，“还乡日记”并非何其芳所拟定的文集名称。他所拟定的，应为“还乡杂记”。关于这一点，至少有三点证据：第一、在《我和散文》这篇代序文中，他将“关于《还乡杂记》”作为第四部分的小标题；第二、在具体行文中，他屡屡提及“还乡杂记”；第三、在该文集中的篇章先行发表于报刊时，有不少篇目的副标题都有“还乡杂记”字样，如《县城风光》是“还乡杂记三”，《我们的城堡》是“还乡杂记之五”，《老人》是“还乡杂记七”，《树阴下的默想》是“还乡杂记八”。之所以书名会发生偏差，或与靳以离开了良友，而上海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有关。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该书的正文加上序言的页码，总共才94页。除了《我和散文（代序）》（占了19页）外，仅收入《呜咽的扬子江》《街》《县城风光》《乡下》《我们的城堡》这五篇。其中《我们的城堡》仅刊载了开头。且《私塾师》《老人》《树阴下的默想》这“还乡杂记”系列中应有的三篇，尽数缺失。

　　1941年1月，何其芳收到了朋友郑克从浙江寄去的《还乡日记》，这才知道该书终究还是出版了。但面对书名印错了一个字，后面少印了三篇半的这本书，他很不满意。经过打听他才知道，那三篇半之所以缺失，是因为原稿已在战争中丢失。他随即给靳以写了封信，要他转告书店停止再印，降低流布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