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翻译了杭州青年作家孔亚雷的小说《UFL》和《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班机上睡着了》，第一次感觉到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的文化差异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故事人物喝的饮料是咖啡、白兰地及威士忌，听的音乐是巴赫的《平均律》，读的书是《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米德尔·马契》《小王子》，把这些作品翻译成英文是非常舒适而毫不费力的一项工作。

　　这多少能说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不像过去那么明显了，起码不是所有的中国文学作品都呈现出文化差异方面的问题。1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尝试翻译中国小说时，之所以看中了余华的《黄昏里的男孩》一书，一个原因是当时西方读者所接触的中国当代小说往往有很浓厚的政治味道，突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差异，而《黄昏里的男孩》与中国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内容不外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感情问题、婚姻危机、代沟等。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今年1月《黄昏里的男孩》英文版出版时，兰登书屋还给这本书添加了一个副标题《黄昏里的男孩：隐秘中国的故事》。外国人经常关注的是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东西，“隐秘的中国”正是那些与西方比较接近的东西。

　　当然，大多数中国当代小说还是反映了许多中国社会特有的事物。比如《第七天》里的一些细节，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如果读者有兴趣，就可以上网搜索他们想知道的任何事情。当然，造成不理解甚至不快的文化差异还是有的。《黄昏里的男孩》的第一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主人公是一个弱智的煤炭贩子，名字叫来发。来发惟一的朋友是一只狗，而最后这只狗被人杀掉吃了。这在某些美国读者心中造成了严重困扰，在他们的眼里，这是一本“残忍、恐怖的书”。这个例子或许有点极端，但同时能说明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反应难免受到自己文化的一些影响。

　　影响文学翻译的文化差异主要可以分两种：内容上的和语言、形式上的。相对来说，小说语言、形式上的差异对西方读者来说可能会构成更大的挑战。在语言和形式方面，余华的写作风格恐怕比较符合西方读者的口味。余华的作品比较精练，大多比较含蓄，这都是西方读者容易欣赏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