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作为一种特定历史范畴，是指人们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对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体制机制、法制规范和社会结构等进行全方位调整完善甚至重塑再造的过程。面对现代化这一战略性任务，作为先进文化建构者和传播者的当代作家，理应率先在意识和行为上与现代化进行对接。然而，近年来尽管当代文学创作取得不菲业绩，但在现代化大潮面前仍然有些局促茫然、步履迟缓。

　　市场经济所蕴含的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方式，它在现代化过程中一旦全面发酵，将发生文化、精神、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都是现代化的重要维度，用它们审视当代作家群体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不难发现部分作家时代观念的缺失和人文意识的孱弱。

　　时代观念的缺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逻辑惯性密不可分。中国社会究其根源是农耕文明，而现代化的趋向是终结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这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而当下相当一部分作家面临精神困境，处于“失语”状态。农业文明是中国社会的文化母体，中国文学是在农业文明滋润下发育成长起来的，因此与农业文化相关的写作从来都是中国文学的主流，直到今天都为读者所倾心。因为农业社会对于中国作家和读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当代作家不能也无法切断与农业社会内在的精神链接。2013年韩少功的《日夜书》、贾平凹的《带灯》、乔叶的《认罪书》和苏童的《黄雀记》等长篇小说之所以轰动文坛，是因为这些作品不仅把彰显现代人的价值追求作为旨归，而且以中国乡土社会作为叙述的坚实基础，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取材于农业社会无可非议，但其思想意蕴却应该切入现代化的肌理，例如韩少功《日夜书》的叙述是以农业社会作为基本材料，而塑造的人物却充溢着现代观念，从而在艺术效果上实现了对题材本身的超越。然而，更多的作家作品无法做到这一点，其结果只能是游走在时代大潮的边缘。

　　现代化以人文精神作为引擎和旗帜，它所终结的不仅仅是农业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更要从根本上毁弃这种社会形态下僵滞的心理定式和保守的思维模式。因此，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作家，要从文化身份上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就意味着在精神上实现再造自我。作家莫言可以说是完整地体现出现代化过程对一个作家精神迁徙产生影响的典型案例。他关于山东高密农村历史题材的小说尽管潜蕴着中国乡村社会的深挚情感，但他的创作取向与人文精神契合，艺术手法与世界文坛牵手，莫言的审美眼光既恒定又灵活，其文学创作既深植中国农业文明的厚土，又楔入当代世界文化的骨骼，所以，其作品被中西方共同接纳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