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异叙事是传统文学重要的叙事传统之一，其在五四时期曾遭受到严厉的挞伐，但是这种极具人文魅性的文学形式却异常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显著影响。当代文学对志异传统的继承，不仅仅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继承，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学人文性价值的继承。

　　1936年，《论语》杂志推出上下两册《鬼故事专号》，周作人、施蛰存、老舍、林庚、徐訏、梁实秋、丰子恺、许钦文等各流各派的作家饶有兴致地“鬼”话连篇，堪称当时文坛的一帧小景，大约也会让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们有别样的感慨。因为在启蒙大潮中，新文化同人对鬼狐之论可谓火力全开，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陈大齐的《辟“灵学”》、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打鬼”》都力陈灵鬼之说的虚妄。不料不过十几年，便从捉妖打鬼变而对鬼津津乐道，此中缘由，除了时代语境的不同，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新文学内部对重建文学人文魅性的文化自觉。

　　《论语》为何策划这个特别的专号，编辑邵洵美在编后记里做了这样的交代：“我们编这‘鬼故事专号’，虽如施蜇存先生所说，是为‘正在对于西洋文学中的鬼故事发生很大的兴趣’，但事实上，那动机还要早。因为我们每次谈到文学总会讲起‘通俗小说’。我们常想，那所谓礼拜六派的小说，的确曾继承了红楼、水浒等在通俗文坛上的位置，……通俗文学是决不会绝迹的。”又说，“况且鬼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个极重要的地位的，中国的鬼故事和外国的鬼故事不同的地方，是前者或则是神话，或则是讽刺；而后者则能彻底表现鬼的恐怖。”这番话说得不甚明晰，但包蕴的两层意思还是颇有意味：其一，说鬼谈狐的志怪叙事是中国文学史自有的传统，与西方的哥特类小说有分殊；其二，与新文学并行的通俗文学保存了这个传统的内容，值得新文学反思和借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早就指出过，道家的“称道灵异”为中国古典小说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从六朝志怪到唐人传奇，再到宋代话本和明清神魔小说， “发明神道之不诬”的“灵异”叙述一直蔚为大观，它们借由对幻魅、奇诡的渲染，构成中国文学重要的叙事向度，乃至是一种诗学传统。德国汉学家莫宜便认为：“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可定义为：跨越通往‘异’的疆界。”所谓“异”，即指奇异、鬼怪、非常、不平凡的形象和事件，“它们贯穿整个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历史”，“不断以千变万化的形式活跃在中国短篇叙事作品之中”。五四时 “赛先生”大旗高帜，新文学运动以祛魅作为价值追求，狐鬼之事被视为迷信封建遭到弹压也是题中之义。但对文学自身而言，过分祛魅所造成的人文魅性的丧失也必然导致审美空间和思想空间的窄化，对新文学的建设未必全是好事。

　　1918年“打鬼”之后，1923年又爆发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这场论战以科学派的胜利而告终，由此使新文化运动着力推出的“赛先生”摇身一变为“赛菩萨”，从“器”“用”的层面上升为“道”的境界，不但普遍适用于物质界，社会人生的意义危机也由其来提供解决之策，用王星拱的话说便是“科学即善”。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态度体现了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对现代理性的乌托邦式期待，他们用“科学”代替仁德，改变了人生价值选择的优先性法则，这一秩序的异质对换蕴含了两大吊诡：其一，五四启蒙者均以西方思潮的弄潮儿自居，但是他们对科学主义的推崇却显然落在了时代的后面。与五四科学主义思潮兴起相对应的是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衰落。一战后，西方哲学分流的态势日趋明显，长于理性逻辑的分析哲学渐趋式微，而关注人类命运与生存的生命哲学渐成主流，如克罗齐、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等，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虽不尽相同，但一个共同之处便是都对科学理性制造的霸权和偏至进行反思，希冀人们走出唯科学论和唯理主义的偏失，在生存的意义上重新确立人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讲，素来被视为保守的玄学派人物如张君劢，反倒与代表最新趋向的西方思潮存在对话与对接的可能。事实上，1930年代张君劢撰文回顾科玄论战时，正是如此强调的：“我所以讲‘人生观’之故，由于我在欧时读柏格森、倭伊铿、黎卡德诸书之影响，深信人类意志自由，非科学公例所能规定。其立言之要点在此。”其二，科学派尽管对传统式的人文关怀持决绝的排斥态度，但是促使他们建构新科学信仰的根本思路却彰显了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制约。一般认为，丁文江、胡适等科学派对科学功能的强调易陷入韦伯所谓因对“工具理性”的迷信而疏忽“价值理性”意义的误区。但是五四知识界对于“科学”等口号的倡导从一开始就是把之作为“价值层面”的形态来对待的。所以不仅自然知识、客观真理的索解要诉之于科学，探寻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意义也要乞灵于科学。自觉不自觉地，启蒙知识分子把科学塑造成为天理与人道合一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恰恰正违背了科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