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的母亲秀妮本是与爷爷相依为命的贫苦农家女，“住在北平城里的大地主林伯唐亲自下乡来收租的时候，秀妮忽然被他发现了”。林伯唐不仅是湖南当地有名的大地主，还是“颇有名望的前清举人”、“京师大学堂的‘大学士’”，又兼教育家、实业家等多重身份，林道静生在这样的家庭理所当然地承袭了所谓的“资产阶级身份”。母亲的卑微出身又使林道静的阶级身份呈现出令人同情的双重性。她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她的“资产阶级”身份由此而降格，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林道静的“阶级情况”确很复杂。她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也不是标准的“知识分子”。她虽是地主资本家的女儿，但她的母亲却是受地主阶级戕害欺凌的穷苦村姑。因此，林道静在身份上与“资”、“小资”及“知识分子”均有血缘、亲缘或精神层面的紧密关联，但细究起来，她永远处于三者之间的模糊地带。正因如此，《青春之歌》可以被约定俗成、笼统囫囵地纳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成长史”的范畴来讨论。可是，视林道静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林道静的道路代表着知识分子的正确道路，这一系列的“革命言说史”何以形成？

　　1958年初版的《青春之歌》“内容说明”中，同时出现了两组概念，一是“青年爱国学生”：“这部小说描写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北京一批青年爱国学生从‘九·一八’迄‘一二·九’这一历史的大风暴中所进行的顽强不息的斗争”；二是“知识分子”：“小说刻画了当时从苦闷、彷徨到觉醒和成长的知识分子……也描写了一部分人的动摇和沉沦”。这个“内容说明”中并没有出现“小资产阶级”这个字眼。王世德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1958年4月17日)一文，较早将林道静纳入“知识分子”与“革命道路”的二元框架内来讨论。事实上杨沫本人也是这样想的：“那本可怜的书(《青春之歌》)可以见世面了么？人们看了，将如何评论它？会不会批它在美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是批它丑化了共产党员？”(1956年12月15日杨沫日记)导演崔嵬在《电影〈青春之歌〉创作中的几点体会》也指出林道静的故事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把个人命运和大众命运联结起来才有出路”。

　　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由此变成不证自明的基本前提，这一前提为后来大部分有关《青春之歌》的讨论预设了方向、奠定了基调。近年学界开始注意到林道静身份的多重性，例如林道静的女性身份：“林道静是被等同于‘知识分子’的，她的女性身份并没有作为问题而提出。”“重新打开《青春之歌》这一文本关于女性书写的内在历史视野，首先需要对指导50-70年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理论作出某种反省。”(贺桂梅《“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为中心》)林道静的“女性身份”在阅读阐释史中由最初的鲜有关注到如今的深度发掘，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当然，伴随着林道静女性身份的重新发掘，我们也有必要意识到，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其实也颇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林道静属于“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关此尽管仍有模糊之处，但家庭破产之后因家庭关系紧张而离家出走的林道静陷入衣食无着的困顿状态，林伯唐的实业家身份已成过眼烟云，林道静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身上仍流着“资产阶级的血”，这是她的原罪；但是她的出走表明她在精神上已不再属于过去曾经从属的那个阶级。这见证着她的觉醒与成长。“资”与“小资”的身份问题之于林道静已不再成为问题。可是，另一个身份问题却更深地困扰着林道静：她是“青年”无疑，但在“一二·九”运动风起云涌时，她已是一个家庭主妇而不再是“学生”。辍学在家、高中尚未毕业的她能算“知识分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