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未名社的成立，鲁迅在《忆韦素园君》里有过一段生动具体的回忆：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介绍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刊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据此，人们将“出版者与读者不喜欢翻译书”作为鲁迅等人为便于自己刊登、出版翻译作品而成立未名社的原因。实际这只是原因之一，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鲁迅的批判期待——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这一点在鲁迅关于未名社发行《莽原》期刊时说得很清楚：“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但是当时的文坛现状令鲁迅十分不满意，1933年鲁迅应上海天马书店约请编辑《鲁迅自选集》，在《自选集自序》里对当时文坛的失望与期望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线中的伙伴还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触感，就写一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比较齐整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谓记述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想也似乎比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愿以后不再这模样”，那么他希望以后的文坛是什么模样呢？1926年8月他离京南下，辗转于厦门、广州，并于1927年10月3日抵达上海。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厦门国学院风波、广州中山大学清党事件等高校经历与痛苦记忆叠加在一起，使鲁迅到上海后不愿再做职业教师，而打算当一个自由撰稿人，同路人偕同作战，使文学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这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初衷，也是他一贯坚持的原则，所以他对文学“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职责一直耿耿不忘。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也非常明确地指出办《莽原》的目的：“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所收的至今为止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

　　在《新青年》周围曾经凝聚过一批中国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他们用西方文明视角透视中国问题，对中国传统文明与社会进行过猛烈揭批，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但“五四”后《新青年》队伍分化，原有的编辑同人圈子解散，尤其是陈独秀离开北京，《新青年》编辑部也移至上海，大批同人南下，新文化运动中所形成的统一战线分崩离析。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虽曾喧嚣一时，但过后的中国现状却并未见根本起色，“政象”也未稍稍改善，所以鲁迅一直在寻找新的战友，希望能联合起来继续对旧文明进行抨击，根除中国人的“坏根性”。

　　对旧思想、旧习惯加以攻击，对中国国民的“坏根性”加以破坏，这是鲁迅一贯坚持的启蒙立场，也是他一直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鲁迅的深刻之处，是他看到了暴力革命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旧文明对国民性根深蒂固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对国民性进行改造，那么中国社会革命势必会陷入“阿Q式”革命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的动荡混乱将不会终止，中国民众的苦难也将永无止境。所以他对“阿Q式”的革命有着深刻的忧虑。因此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情结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难以释怀，他曾多次向许广平透露过这种心迹。但《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解体后，中国文坛对旧文明批判一时陷入疲软状态。

　　鲁迅早年受尼采超人哲学影响较深，但他不是全盘接受尼采超人思想(尼采的“超人”是驾驭“奴役”百姓的寡头，鲁迅的“超人”是引导大众获得解放的先驱)，而是看中超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重估一切价值”精神。尼采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强烈不满，因此宣扬强力的个人意志，“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强烈抨击现有的宗教、道德、法律，要求“毁灭老的价值和标榜”，重新估价一切。同样，鲁迅也希望中国出现尼采的超人般“先觉善斗之士”，敢于“抗时俗”“排众数”坚持“己见”，具有“刚毅不挠”和“勇猛奋斗之才”，重估中国一切旧文明、旧道德的价值，“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

　　鲁迅在《习惯与改革》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立足于风俗习惯改革社会的愿望。他还将改革风俗习惯看作是中国革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因此身体力行，一马当先地展开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思想、文化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不仅在“五四”时期如此，20世纪30年代对旧思想、旧习惯的批判也毫不放手。他的杂文是投枪、匕首，其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权者的专制统治。前期杂文主要抨击北洋军阀政府腐败残暴，后期的社会批评针对国民党政府一党专政的专制黑暗，从一系列血腥屠杀到查禁文学作品、捣毁书店等流氓手段，从“推行新生活”运动到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屈辱投降政策，都进行了尖锐的揭批。如《答有恒先生》《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友邦惊诧”论》《为了忘却的记念》等都是直接揭露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