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历经近一个世纪沧桑的中国新诗，面对外部的结构性失调和内部的机能失衡，当能发挥出顽强的自我纠错和自我调节能力，使中国新诗走上健康发展的坦途。 

　　如今，任意翻开一本诗刊，你会发现里面优秀的新诗，完全达到了其最初“创造者”的设计要求：作诗如说话，作诗如作文，既没有对仗，也没有平仄，更找不到旧体诗“陈词滥调”的一丝痕迹，正如胡适所说：“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谈新诗》）不仅如此，不少优秀新诗还做到了说话般的诗意盎然、一首诗一个形式的自由境界。曾经非议最多、不确定性最甚的新文学样式，如今已羽翼丰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

　　　新诗造成中国诗歌传统的“断裂” 

　　“新诗”被建构起来后，大而言之，有一种趋势、两个取向。这种趋势是发誓要“告别过去”，跟旧诗做一个系统的切割。两个取向则指“向下走”和“向外走”：“向下走”即向口语靠拢、向大众靠拢；“向外走”即向外国诗歌学习，“以欧化为是”。

　　大概谁也不会否定，新诗是旧诗“影响的焦虑”的产物。新诗的诞生首先要面对的是旧诗“父权”过于强大的威压，因此，为了建立自己的身份，新诗一开始就摆出与旧诗势不两立的战斗姿态，仿佛不摆脱旧诗文体的束缚，不与旧诗划清界限，新的生命就无法诞生。虽然不少人努力嫁接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但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这种努力总的意图，用朱光潜的话说是考察“传统的因素有几分可以继承”（《诗论》），用废名的话说是让“旧诗失去的生命在新诗里发见”（《谈新诗》），建构的色彩非常明显。新诗逐渐摆脱了旧诗的钳制，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式，其“革命”的意义非常了得，它破坏的不仅仅是平仄格律对仗等简单的语言形式，也不仅仅是“杜鹃”、“寒灰”之类的“滥调套语”，更主要的是，它破坏了中国诗歌语境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斩断了传统诗词的一整套话语系统，因此，说它造成了中国诗歌传统的“断裂”，并非危言耸听。

　　向外国诗歌寻找自我革新的路径

　　“断裂”之后怎么办？那就是“向下走”和“向外走”。“向下走”，是把诗歌还给口语、还给群众。文学是生命与思想的表达，人民大众需要自己的表达工具，白话自由诗适应了这一需求。诗歌大众化的逻辑本身没有什么疑问，关键是如何理解大众化的问题。由于离开诗的基本属性而谈“大众化”，宁要大众、不要诗歌，无视诗歌发展的基本规律，所以，20世纪持续进行的大众化倾向未能取得理想成效。新时期之后，从“朦胧诗”开始，中国新诗开始了自己的“回归”之旅。回到哪里去呢？回到五四新文学的原点那里去，回到新文学的老师——“外国文学”那里去。

　　中国新诗是外国诗歌影响的产物，这个说法是新诗理论家自己都承认的事实，朱自清、梁实秋等早就有所论列。客观而言，中国诗歌离开自己的传统，突然转过头去，另开炉灶，在外国诗歌身上寻找自我革新的路径，这个思路确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避免了传统过于强大的惯性，为中国诗歌带来了几乎全新的世界：它对诗歌的形式理解完全超出了传统诗人的想象，它的运思方式、言语表达与传统诗词完全不同，它的话语体系与中国几千年来的诗歌传统更是“无与”。中国新诗成了地地道道的“外国诗”或“翻译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