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14岁，以青春的书写起步，走到今天，张悦然以更丰沛的感受，书写更深刻的成长。

　　新作《茧》，主角不再是少年，叙事也不再仅仅停留于青春，而是以文学的方式，传递“80后”对父辈、祖辈历史的了解、理解和沟通，这既使作品的格局变得纵深、开阔和辽远，也让当代历史深思的坐席上有了“80后”的发言人。

　　书中20余人不同时代的青春，层层追溯，同辈、父辈、祖辈……三千里路的远，远不过成长的曲折。

　　读书周刊：今天距离您上一部长篇小说《誓鸟》已经过去将近十个年头了。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算什么，但对一个年轻作者来说，几乎可说是最好的年华。为什么这么“奢侈”地用十年时间来写作这部《茧》？

　　张悦然：确实有一种阔别已久的感觉。2006年写完《誓鸟》后，我觉得自己可能需要放慢脚步，在那之前，我已经出过三个长篇了，关于青春的一些特别本能、特别自我的表达，都已经有比较完尽的展现了。过度的表达，其实是对青春的一种透支：好像还没有完全长大，就已经沧桑了。

　　所以我就慢了下来，但也没想到会慢了这么久。

　　读书周刊：那么，《茧》的故事是怎么撞进您心里的？

　　张悦然：其实这个故事是我从父亲那里偷来的。我弃医从文，其实我父亲也是弃医从文的，他出生在医生世家，但从小热爱文学。1977年恢复高考，他决定去读大学中文系，为此而辞掉了在粮食局车队开车的工作。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了解，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份相当令人羡慕的工作。我甚至一直怀疑我妈当时答应做我爸的女朋友，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爸让她特别有面子，每次把车停在她和她的闺蜜面前，然后把她带走，很拉风（笑）。

　　但他想写小说。他以为大学中文系是教人写小说的，后来发现自己上当了（笑），所以他后来坚决反对我读中文系。

　　中文系不教写小说，我爸就自己写。那是1978年，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寄给了上海的一家杂志社，这是他第一次投稿。小说是根据他童年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写的。那时他住在医院大院里，隔壁楼有一位医生，是他很熟悉的一个叔叔，在“文革”批斗中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植物人。凶手是谁，始终没查出来，也许就和我爸住在同一幢楼上。我爸每天都想着这个事，就把它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