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驿道上相失。”杨绛在　《我们仨》　一书中，用这样的梦境来形容1998年末与丈夫钱锺书的阴阳两隔。

　　不留骨灰，不建墓碑，相失的钱先生遁影何方?

　　整理完钱先生留下的211本外文笔记，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女士在心底为他竖起一座碑，墓志铭她都想好了，取自外文笔记中一句英文:“Without you，heaven would be too dull to bear/And hell will not be hell if you are there!(没有你，天堂也无聊至极;有你在，地狱也不是地狱! )”

　　细想这句英文，或有两层意思吧:一是生者的倾诉;二是逝者的自语。那个比天堂或地狱都重要的“你”，对钱先生来说，不就是书么。书香弥漫处，灵魂栖息乡。

　　都说钱先生是书痴，他一生读过多少书，可有谁知?

　　我们只能从他留下的读书笔记中略觅踪迹:1.5万页中文笔记摘记了3000余种书籍，3.5万页外文笔记摘记了4000余种书籍，多卷本文集仅算作“一种”，读而未摘的书则无法考证了。一个人一生中，怎么可以读这么多书!

　　以笔记为原矿，钱先生写了800多则被称作“日札”的读书心得和《谈艺录》《七缀集》《管锥编》等学术专著。仅《管锥编》就引用了2000多种古籍的数万条书证，对《周易》《毛诗》《左传》《史记》《太平广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等进行了详尽而缜密的考释。如此蔚为大观，在钱先生看来，却只是“锥指管窥”。“管锥”二字可溯至《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面对书籍的“天地”之大，钱锺书感叹“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他对杨绛说:“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后因“多病意懒”，没能遂愿。

　　重病住院之前，钱先生曾在报上撰文:“理想、节操、科学、艺术皆具有非商化的特质。”“强求人类的文化精粹，去符合某种市场价值价格规则，那只会使科学和文艺都‘市侩化’，丧失其真正进步的可能和希望。”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涨潮，网络初兴，人心浮躁，价值观激荡，还有谁会沉下心来像他这样“做做学问”?时代之筛网得住金币，还能不能网得住文字?他即将离去，她业已衰老，曾陪伴他俩度过幸福时光和艰难岁月的数百本笔记，还有用吗?

　　“这些没有用了。”钱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