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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与元气:汉代谶纬诗学阐释的理论核心
2021年02月22日 15:52 来源:《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 作者:王洪军 字号
2021年02月22日 15:52
来源:《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 作者:王洪军
关键词:阴阳;元气;象告;谶纬诗学;

内容摘要:西汉元、成帝时期,历史进入了经学的“极盛时代”,然而天不佑汉家,地壳活动频繁,天相变化剧烈,传统儒家经学对于自然剧烈变化的原因解释乏力,无法帮助已经陷于天人关系困境中的汉代政治走出迷局;汉代儒生博士吸纳并整合了诸家理论,天文星占、风角卦气、卜筮医方等以阴阳为主导思想的学说肆意泛滥,经学阐释严重偏离了传统儒学的范畴而渐趋谶纬化。《易》为群经首观念的泛化,使阴阳成为汉儒思想、政治以及经学的最根本的命题;元气的多重界说,将谶纬诗学理论推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阴阳与元气两者的具象化即为谴告,也就是象告。象言和言象成为汉代经学以及诗学理论的经典话语,也是汉代以降文学的重要建构方式,催生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新的气象。 

关键词:阴阳;元气;象告;谶纬诗学;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西汉元、成帝时期,历史进入了经学的“极盛时代”,然而天不佑汉家,地壳活动频繁,天相变化剧烈,传统儒家经学对于自然剧烈变化的原因解释乏力,无法帮助已经陷于天人关系困境中的汉代政治走出迷局;汉代儒生博士吸纳并整合了诸家理论,天文星占、风角卦气、卜筮医方等以阴阳为主导思想的学说肆意泛滥,经学阐释严重偏离了传统儒学的范畴而渐趋谶纬化。《易》为群经首观念的泛化,使阴阳成为汉儒思想、政治以及经学的最根本的命题;元气的多重界说,将谶纬诗学理论推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阴阳与元气两者的具象化即为谴告,也就是象告。象言和言象成为汉代经学以及诗学理论的经典话语,也是汉代以降文学的重要建构方式,催生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新的气象。  

  关 键 词:阴阳/元气/象告/谶纬诗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谶纬与汉代诗学研究”(11BZW032)。

  作者简介:王洪军,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阴阳作为“王事之本,群生之命”,①在汉代士人的观念里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价值以及哲学意义,尤其是在大儒董仲舒天为人副理论的引导下,汉代君主及士人把经学的使命定位于探讨天人之际。《说文解字》引《秘书》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②由于《易》强调阴阳变化,探究天地之道,恰如翼奉总结的那样,“《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③故而被列为群经之首,也就是说,《易》是诸经的理论本源,于是元气与阴阳成为汉代诗学理论不可或缺的意义根底。

  一、阴阳:汉代经、纬阐释的理论核心

  《易》一再强调:“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立天之道,曰阴曰阳。”(《说卦》)《易》道就是天道,阴阳的变化是其核心表现形式。汉代儒生士人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在事物本源的探究以及经学阐释上,无不着眼于阴阳变化,这是汉代经、纬理论的显著特点。

  以阴阳论道,是道家探索天地起源的哲学路径,经过先秦诸子的理论借鉴以及阐发,逐渐被大多数士人所接受。汉初统治者采取黄老道家思想作为政治指导思想,“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第四十二章》)的哲学理念在汉初诸子学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经过《淮南子》以及《春秋繁露》的理论阐发,阴阳学说在西汉儒学中占有了重要的学术地位。在政治生活方面,汉代人强调:“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迹阴阳终岁之行,以观天之所亲而任。”④“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⑤这样的政治见解直接影响了儒学理论的阐发,阴阳成为汉代人重要的哲学概念,也是解释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源头理论。毋庸置疑,汉代的经学阐释以及诗学观念也是以阴阳作为理论核心的。

  如汉代人对春的认识,《说文》释“春”谓:“推也,从艹从日。艹,春时生也。”⑥释春为推是很难让人理解的。追迹文献,洞悉经学阐释的文化继承性,就使我们很容易理解如此解释的理由。《管子》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房玄龄注曰:“夏秋推阳以生阴,冬春推阴以生阳。”⑦简单说就是阴阳的运转。冬至,阴气达到极致后而逐渐消减,阳气逐渐升起而不断增强;夏至,阳气到达极致后逐渐衰减,阴气潜生而壮大。这是一个周流终始循环往复的运转过程,就像有天地在推动一样。万物在春而生,春为起点,也就是推的起点,所以《春秋元命苞》以为,“春者神明推移,精华结纽”,⑧其基本的内涵即在于此。然而,《礼记·乡饮酒义》的解释与之明显不同:“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圣也。”⑨蠢,是说万物蠢蠢而动,故《释名·释天》说:“春,蠢也。蠢然而生。”⑩“蠢”,又作“偆”。《春秋繁露·王道通》曰:“春之为言,犹偆偆也。”(11)《白虎通》也给予了解释:“春之为言偆。偆,动也。位在东方,其色青,其音角者,气动跃也。其帝太皞。太皞者,大起万物扰也。其神勾芒。勾芒者,物之始生,芒之为言萌也。”(12)“蠢”“偆”强调的是动,是春天万物活动生长的过程。虽然春之为“推”或“蠢”,两者解释的内容不同,同是其着眼点是一致的,即以阴阳为出发点,强调阴阳运转的过程。正是在阴阳思想的指导下,四季中的夏、秋、冬的解释一以贯之,如《春秋元命苞》曰:“春之为言蠢也,蠢蠢虫端动也。春之为言生也,当春之气,万物屯生也。故其立字屯下日为春也。”“夏之为言大也,万物当夏而壮也。其象深,其质坚也,故其立字,(一自)下久为夏也。”“秋之为言愁也,万物至此而愁,恐残败也。故其立字,禾被火者为秋也。”“冬之为言终也,言万物终成也。水至是而坚冰,故其立字,冰在舟中者为冬也。”(13)其所关注的现实,是植物生发、长大、结实、收藏的整个过程,而每个季节就是其中的一个阶段。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人们生产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而这样的生存法则建立在阴阳消长的季节更替基础之上,这样最普通的生存认知促进了社会政治法则的形成,所以阴阳被汉代人视为天地之大端,谶纬的经学阐释无不渗透着阴阳的观念。《诗含神雾》着重强调:“《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14)《春秋说题辞》也有这样的观点:“《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15)谶纬《诗》学探讨的是《诗经》中所体现的阴阳学说的时代精神价值与理论指导意义,显然已经被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政治高度。同样是在阴阳理论的指导下,《齐诗》学者翼奉提出了进一步的理论主张:“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16)显然,翼奉认为六经是圣人见道之后的理论总结,囊括王政成败的一切经验。其中,《易》《诗经》《春秋》潜藏着阴阳学规律认知,从中能够洞悉天地之心,预知王道之安危。另一个《齐诗》学大家,也是汉家丞相的匡衡将这样的认知扩展到六经,他认为:“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着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17)儒家经典的政治地位被汉代儒生一步步推举到政治巅峰,这时汉代历史已经进入元、成帝统治时期,也就是皮锡瑞所称颂的经学的极盛时代。此时,汉代的天人之学也进入了理论总结的阶段,如翼奉、匡衡以及谶纬中的理论主张,都是在阴阳理论指导下的规律性总结。于是形成了顾颉刚所认为的理论范式:“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18)所以,汉代的经学阐释以及衍生的理论,无不贯穿着阴阳学的基本内涵,从而成为指导汉代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

  二、元气(19):汉代谶纬诗学的理论元点

  董仲舒认为:“《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20)又说:“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21)那么,为天地之始端,能够“正天”的“元”为何物呢?“《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存乎天地之前。”(22)“元”就是原,也就是一,存在于天地之前。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春秋时代老子的哲学。《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第二十五章》)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道或易或是太极的观点,然而先天地而生的就是道,是气。董仲舒的经学观念受汉初黄老道家思想影响非常明显,存在着儒道理论整合的痕迹。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屡陈《春秋》微言大义,曰:“《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23)正所谓王者执政,必求助于天,天道在阴阳,这样《春秋》的元,在道的基础上变成了阴阳,而阴阳也是气,是先天之气。总之,董仲舒的理论告诉人们,《春秋》是蕴含着天道的,即阴阳运行的基本规律,为后世帝王治理国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范式。汉宣帝时,王褒作《圣主得贤臣颂》云:“记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颜师古注引张晏语曰:“要,《春秋》称‘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师古解释说:“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是为五始。”(24)王褒之前不闻汉代有《春秋》五始之说,颜师古注解文献来源于何休的《公羊传》解诂,而何休直接引用了纬书《春秋元命苞》的原文。或者说,颜师古的注解直接取材于谶纬文献。《春秋元命苞》谓:“黄帝受图立五始。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元年者何?元宜为一。谓之元何?曰:君之始元也。元者,端也,气泉,无形以起,有形以分,窥之不见,听之不闻。……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25)《春秋》五始之说,无非是对于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理论总结,其受董仲舒的影响可见一斑。同时,谶纬的五始之说,深受阴阳五行的理论影响。班固以为董仲舒的阴阳学说为儒者所宗,四库馆臣称“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26)是非常精确的概括,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谶纬不唯以气说《春秋》,以为六经皆为气也。为了便于分析,兹录如下:

  《易》者气之节,含精宣律历。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象》出期节,《彖》言变化,《系》设类迹。(《春秋说题辞》)(27)

  《礼》者,所以设容明天地之体也。礼得则天下咸得厥宜,阴阳滋液,万物调,四时和,动静常用,不可须臾惰也。(《春秋说题辞》)(28)

  风气者,《礼》《乐》之始、万物之首也。物靡不以风成熟也,风顺则岁美,风暴则岁恶。(《乐动声仪》)(29)

  礼之动摇也,与天地同气,四时合信,阴阳为符,日月为明,上下和洽,则物兽如其性命。(《礼稽命征》)(30)

  至于《诗》,《诗含神雾》认为,诗者,“上统元皇,下序四始,罗列五际”。(31)《诗泛历枢》又曰:“建四始五际而八节通。”(32)《诗纬》一再强调的四始五际又是指何而言呢?《诗泛历枢》告诉我们:“《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又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33)四始系五行中的水、木、火、金之始,也就是冬、春、夏、秋之始;五际就是阴阳交合过程中此消彼长而具有标志性的节点。谶纬将这些所谓的规律与《诗经》中的诗篇强行人为结合,使具有典型地方色彩以及烂漫情怀的诗歌从谏书的身份中蜕化出来,而成为反映元气运行规律的载体,反映着“天地之心”、圣王之道,所以要“刻之玉版”,如此这般才能体现《诗》的政治价值和哲学价值。

  所以,不唯《易》与《春秋》,《礼》《乐》《诗》都反映着天地之气的运行规律,这是汉代谶纬诗学理论的着力点,也是理论生长点。《礼记·乐记》认为,人是五行之端始,也就是说人乃五行之气构成的,故《白虎通·礼乐》谓:“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34)这就使五行之气与人在精神上有了沟通的可能,人心“感物而动”,在“情动而辞发”的情况下,气自然贯注于文字之中,形成了带有个体气质的文学风格,这就是刘勰所谓的“风骨”。曹丕《典论·论文》论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35)刘勰直接吸纳了曹丕文学理论的观点,《风骨》云:“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时有逸气。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36)于是从气的角度观察汉代的文学风格。如《乐府》谓:“魏之三祖,气爽才丽。”(37)《明诗》曰,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38)《书记》则对于汉代文章进行了经典的总结:“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之难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盘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39)在曹丕的提倡下,刘勰不遗余力地推动,文气论遂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典话语,中国文论从而出现了气象氤氲的景象,凸显了中国传统文人艺术化的生活方式以及审美理论的精神旨趣。

  三、象告:政治话语模式与文学表达技巧

  在阴阳以及元气理论的整体观照下,阴阳交错、元气激荡所表现的形式必然落在象上,象成为汉代诗学理论无法回避的问题。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构象是中国文化以及文学的主要特点。如果说具有神话传说性质的《河图》《洛书》是最初的以象为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则《易》是先秦时代以象为言的典型之作。《系辞下》曰:“《易》者,象也。”象之所来在于观物,高天厚地、近身远物都是古人取象的对象,所以探索《易》象的深刻内涵,必须了解象的结构方式。《易》取象首先仰望天空,即“观象于天”,而观察天象之变化,用以指导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甚至是从中得出政权休咎存亡消息,所以体察天心成为汉代儒生重要的政治使命。而“说天者莫辩乎《易》”(《法言·寡见》),正是在政治的极度需求下,《易》成为群经之首,成为六经之源。其次,就是自然的物象。由于自然的千变万化,出现了非正常的景象,在汉代人的观念里,这些景象是有着深刻含义的,是上天富含深意的言说,即汉人所谓的象告。

  在汉代天人之学的深刻影响下,洞悉上天遣告的实质性内涵,纠改政令的误失,或是匡正君主德行的沦落,是汉代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议题。在汉成帝时,灾异频繁发生,为求得“天地之心”,穷象析言,最典型的莫过于汉室宗亲刘向,他殷切地希望“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事一二”。(40)而在汉代,推《春秋》灾异,诸儒中首推董仲舒。《汉书》本传称其“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未尝不得所欲”,(41)最典型的是推知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火灾。这是通过现实所发生的一系列现象推断而知,实际上就是以各种物象累加的结果加以判断。判断的前提是象,所构之象。据《汉书》所载,这样的象最典型的有两个。其一,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昌邑王国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睢弘“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42)其二,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皇后曾祖父济南东平陵王伯墓门梓柱卒生枝叶。王莽建新之后,自为之说:“初元四年,莽生之岁也,当汉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兴于高祖考之门。门为开通,梓犹子也,言王氏当有贤子开通祖统,起于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43)石、柳、泰山、梓木都是自然界之物,这些自然之物出现了非自身惯常应有的景象,即出现了异象。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只是自然现象的异变,但是在神道设教的汉代,这种异变必然会引起关注,甚至是政治恐慌,因为异变代表了天意或者天命。董仲舒以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又曰:“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故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救我也。”(44)刘向则认为“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45)所以其所见之异象必然含有上天的警告。王莽所说的“受命之符”,刘向以为是王氏贵盛将代汉家之象,所以说,符就是象,其与灼龟的兆、《易》的象是一脉相承的,从理论上讲,符应该是自然之象,而不是人为造作的伪象。依象而言,是汉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对于日月无光、山崩河绝、五星失行、冬无大雪、盛夏干旱等自然现象,汉代人都是要找出阴阳违和的理由的,或是天子,或是大臣,甚至是后宫都要承担责任的,恰如杜钦所说:“变感以类相应,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46)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驱使下,汉成帝荒淫而导致后宫无子,欲废掉许皇后,历史竟发生了十分可笑的一幕。成帝将责任全部推诿于许皇后,诏书曰:“夫日者众阳之宗,天光之贵,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阴而侵阳,亏其正体,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贱逾贵之变与?”(47)简单说,皇后阴体太过强盛,欺凌压制了阳君,所以没有儿子。这样的理由显然是荒谬的。意犹未尽的汉成帝竟然以“众象”言事,将许多不相干的天象强加于许皇后身上,曰:

  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气出于营室。营室者,天子之后官也。正月于《尚书》为皇极。皇极者,王气之极也。白者西方之气,其于春当废。今正于皇极之月,兴废气于后宫,视后妾无能怀任保全者,以着继嗣之微,贱人将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贯紫宫,尾委曲如龙,临于钩陈,此又章显前尤,着在内也。其后则有北宫井溢,南流逆理,数郡水出,流杀人民。后则讹言传相惊震,女童入殿,咸莫觉知。夫河者水阴,四渎之长,今乃大决,没漂陵邑,斯昭阴盛盈溢,违经绝纪之应也。乃昔之月,鼠巢于树,野鹊变色。五月庚子,鸟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言王者处民上,如鸟之处巢也,不顾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鸟之自焚也,虽先快意说笑,其后必号而无及也。百姓丧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称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正于岱宗之山,甚可惧也。三月癸未,大风自西摇祖宗寝庙,扬裂帷席,折拔树木,顿僵车辇,毁坏槛屋,灾及宗庙,足为寒心!四月己亥,日蚀东井,转旅且索,与既无异。己犹戊也,亥复水也,明阴盛,咎在内。于戊己,亏君体,着绝世于皇极,显祸败及京都。于东井,变怪众备,末重益大,来数益甚。成形之祸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寝屡深,咎败灼灼若此,岂可以忽哉!(48)

  汉成帝谙熟儒家经典,儒学造诣非常深邃,诸多怪异天象的叠加使用,然后附以经义的时代阐释,使许皇后无法自辩,将无辜的女性置于政治的极端危险境地。许皇后最终被废,自杀而亡。董仲舒以来的汉代儒生认为,“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变异之来,各应象而至”,(49)天象变异是天心的一种反应,参悟天心变得尤为迫切,成为一个时代重中之重的政治命题。所以,不仅是儒家士人,甚至方术之士,都在调动所有的智慧寻找解释天机的密码,和《易》有关的术数之学不可避免地进入儒家的知识系统,成为经学阐释的一部分。孟喜获《易》家阴阳灾变书,焦延寿独得隐士之术,房以灾异为说,也就不值得奇怪了。在汉成帝时代,以象为言说对象,发展得极为成熟,而这一时期正是《易》成为六经源理论发生的时代,正因为《易》为群经之首,洞悉天地万物所成象背后的天意,即所谓的天地之心成为时代的命题。班固以为:“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50)我们知道,“《易》以象告”,“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像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系辞上》),所象之所告不外乎吉凶之事;于《春秋》而言,就是朝聘会盟成功与否的征兆。所以说,天人之道见于《易》与《春秋》。杜邺对此理解得非常透彻,他说:“《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故在于得一类而达之也。”颜师古注曰:“谓天不言,但以景象指意告喻人。”(51)天象,确切地说是灾异之象,实乃上天“告喻人”的一种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在《易》为五经源的汉代,成为主要的话语方式。所以,象言和言象成为汉代经学理论的重要命题,演化为汉代诗学理论的经典话语,也是汉代以降文学的重要建构方式。

  阴阳以及元气是早期中国哲学的主要命题,其起源较早,理论完善的时间也较为漫长。到了汉代,出现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人们认识客观事物规律的能力不仅没有突破,不是借鉴传统,而是回归古典,形成了阴阳学说独占思想领域、政治领域的历史时期。阴阳、元气、象言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标志,也是知识体系的核心,从而生成新的诗学理论景观以及文学映像,由此出现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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