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口头文学的角度入手，探讨俗赋对先秦寓言的继承和发展。寓言和俗赋都是民间口头文学，俗赋吸收了先秦寓言主客论辩的形式，发展为“述客主以首引”的结构。先秦寓言和俗赋依据论辩主体都可以分为人物论辩和拟人论辩两种类型，都通过辩难阐述道理。先秦寓言本来是独立的口头形式，但经过文人记录、加工的寓言一般作为论述的材料，插入在论辩或论述中，在词汇、口头叙事传统方面还保留着一些口头特征；俗赋则由俳优独立讲诵，保存了更多的口头痕迹，更具音乐效果。另外，俗赋情节有张力，矛盾冲突激烈，更具表演性，不少俗赋篇目被认为是戏剧演出的脚本。由此看来，从寓言到俗赋，口头文学的形式愈渐成熟，讲诵艺人愈加专业化，讲诵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专门技艺。

　　关 键 词：口头/主客论辩/讲诵/音乐性/表演性

　　作者简介：魏玮，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兰州 730070 魏玮(1988- )，女，甘肃白银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方向的研究。

　　寓言通过简短的故事寄托教训，是古代人民生活经验的形象记录。寓言体裁由来已久，先秦寓言主要保存在《列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散文中。俗赋受到学者的关注，源于上世纪初敦煌藏卷中《晏子赋》《燕子赋》《韩朋赋》之类唐代通俗故事赋的发现。1993年江苏连云港市尹湾村汉墓出土的简牍《神乌赋》，引起了学者更大的关注，俗赋的产生时间提前至西汉末期[1]。

　　战国时期寓言大量结集，现今流传下来的先秦寓言有1200则以上[2]，蔚为大观。俗赋因为具有协韵的特点，便于记忆和讲诵，加之俗赋不像寓言的运用有明确的目的，更多体现着一种娱乐性，因此口头传播较多，保存下来的作品就相对较少。

　　寓言和俗赋本来都是产生于口头、流传于口头的文学体裁。寓言多被策士在游说诸侯王时用为论说的材料，在士人以口舌求将相之位的战国时代应用功能较强；俗赋则更注重娱乐性质，俳谐戏谑为主，供君王逗笑取乐。寓言以散体书写；俗赋多对话体，对话内容以四言为主，多口语，多押韵。寓言和俗赋都以小物、小事出发，由小及大，抒发情感，批判社会。虽然都是口头文学，但同中有异，寻找二者的共同点，实质是对俗赋的产生进一步“观澜索源、振叶寻根”；发现相异之处，是为了更加明晰早期口头文学的发展过程。

　　一、主客论辩形式

　　《汉书·艺文志》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之说。在先秦典籍中，言、事互相交融，只是各有侧重，以何者为主的问题。记言，是中国古代史官主要的记史方式；言，也即史书主要载录的内容。无论王侯诰命、大臣议政，还是士人论说，都是人物言论的详细记录。

　　大量的先秦寓言保存在人物对话中，作为引证的例子。这些寓言一部分是叙述客观事实，但更多还是通过对话的形式呈现，其中有一些寓言是主客论辩形式，这种以事引起对话的形式对赋体“述客主以首引”的结构方式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寓言中的论辩按论辩主体可分为人物论辩和拟人论辩。如《庄子·知北游》记载东郭子与庄子辩论“道之所在”：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

　　二人对话十分精炼，东郭子不断发问，庄子每句只三字，言道无所不在，将东郭子驳倒，论道之所在之处越来越卑下，体现的意义却越来越深刻。

　　再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郑人争年”：

　　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

　　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

　　这种论争显然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争辩，如此夸大其实地争论不休，实际就是比谁更会吹牛，难怪无法决出胜负，只能以“后息者为胜”。但从中也体现了先秦论辩之盛，张口即来，甚至可以以完全不具有实际意义的话题为论辩中心，为了调笑戏谑。

　　《吕氏春秋·别类》载“相剑坚韧”：

　　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难者曰：

　　“白所以为不牣也，黄所以为不坚也，黄白杂则不坚且不牣也。又柔且锩，坚则折，剑折且锩，焉得为利剑?”

　　相剑之人和反驳之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自然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这种论辩也会带来讼而不决的幽默效果。

　　《列子·仲尼》记载公子牟和子舆辩论公孙龙的为人，子舆讥笑嘲讽公孙龙，公子牟辩解维护，到最后子舆讥讽公子牟“予以公孙龙之鸣皆条也。设令发于余窍，子亦将承之。”结果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虽然输了辩论，却不甘心，约几日后“更谒子论”。诸如此类的人物论辩寓言还有《列子·汤问》两小儿辩日的故事等等。这些寓言都叙述围绕一个主题进行论辩的过程，通过对话表现人物的聪明机智，暗含一种哲理。

　　拟人论辩一般假设两种事物分别代表主客双方，各自论述主张。看上去是物的思维，实际是人与人智慧的较量。《战国策·齐策三》有《土偶人与桃梗》故事：

　　今者臣来，过于淄上，有土偶与桃梗相与语。桃梗谓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残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

　　假设土偶与桃梗的对话，论辩双方毫不客气，甚至是挑衅的态度，火药味十足。

　　《列子·力命》同样是拟人化的手法，假设力与命对答辩论：

　　力谓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于吴，田恒专有齐国。夷齐饿死首阳，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邪，此则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

　　“力”强调人为力量可以改变命运，“命”却列举了一系列富贵生死不由己的人物，说明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尤其“命”为了驳倒对方，“命”连问“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仿佛看到论辩双方吵得面红耳赤的场面。

　　《庄子·秋水》记录的是河伯和北海的辩论。这些寓言通常以论辩一方战胜另一方结束，论辩双方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胜利的一方则是作者观点的阐发者，是寓言中心思想的代言人，言作者心中所想之言。如《墨子·经上》说：“辩者，争彼；辩胜，当也。”

　　辩论之风不仅在中国，古希腊亦蔚然成风。在古希腊，人们拥戴能言善辩的人为“智者”，当时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能言善辩，亚里士多德专门著有《辩论篇》《辩谬篇》讨论辩论术。论辩在先秦既是统治阶层内部劝谏的主要方式，也是诸侯国间利益争夺的手段。战国是士阶层最活跃的时期，游说是职位晋升的平台，口才是博得君主赏识的基础，争辩之风盛极一时。

　　俗赋继承了寓言的论辩形式，相应地，按论辩主体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历史人物为论辩双方，此即人物论辩俗赋，如《僮约》《责须髯奴辞》《韩朋赋》《孔子项托相问书》《晏子赋》等。另一类以动植物与某些器物具甚至某些抽象概念为论辩双方或一方，此即拟人论辩俗赋，诸如《都酒赋》《逐贫赋》《神乌赋》《燕子赋》《茶酒论》等。《逐贫赋》是作者和“贫”的一番激烈论辩，作者斥责“贫”，极力想要摆脱贫困的窘状，“今汝去矣，勿复久留”。“贫”却为自己辩护，列举了自己的诸多贡献，说服作者安贫乐道。

　　敦煌写卷《孔子项托相问书》讲述孔子和项托论辩，同样是二人问难的结构。

　　夫子问小儿：“汝知何山无石?何水无鱼?何门无关?何车无轮?何牛无犊?何马无驹?何刀无环?何火无烟?何人无妇?何女无夫?何日不足?何日有余?何雄无雌?何树无枝?何城无使?何人无字?”小儿答曰：“土山无石、井木无鱼、空门无关、誉车无轮、泥牛无犊、木马无驹、斫才无环、萤火无烟、仙人无妇、玉女无夫、冬日不足、夏日有余、孤雄无雌、枯树无枝、空城无使、小儿无字。”

　　小儿进行一番精彩的回答后，就开始诘问孔子：“鹅鸭何以能浮?鸿鹤何以能鸣?松柏何以冬夏常青?”孔子自以为回答巧妙，却被小儿嘲笑，于是反问小儿：“汝知天高几许?地厚几丈?天有几梁?地有几柱?风从何来?雨从何起?霜出何边?露出何处?”小儿一一对答如流，孔子最后以失败告终，不得不感叹“后生实可畏”。关于孔子周游列国与人论辩的故事，《列子·汤问》中记载孔子与两小儿辩日。《绎史》卷八六中引《冲波传》记述了孔子与采桑女的论辩。这些故事采自民间，赞扬的是下层民众的智慧，体现了民间文化对传统精英形象的颠覆。孔子褪去了传统儒家塑造出来的万世师表的形象，变成了嘲讽的对象。

　　《晏子赋》取材《晏子春秋》，记录的是梁王和晏子的一番舌战，晏子的机敏睿智和梁王的险恶狭隘形成了鲜明对比。二人论辩的内容，与《孔子项托相问书》极为相似：

　　王乃问晏子曰：“汝知天地之纲纪，阴阳之本姓(性)，何者为公?何者为母?何者为左?何者为右?何者为夫?何者为妇?何者为表?何者为里?风从何处出?雨从何处来?霜从何处下?露从何处生?天地相去几千万里?何者是君子?何者是小人?”晏子对王曰：“九九八十一，天地之纲纪；八九七十二，阴阳之本性。天为公，地为母。日为夫，月为妇。南为表，北为里。东为左，西为右。风出高山，雨出江海。霜出青天，露出百草。天地相去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里。富贵是君子，贫者是小人。出语不穷，是名君子也。”

　　《孔子项托相问书》和《晏子赋》都采用了连续发问、连续作答的结构，连问答内容都基本一致，这也是口头文学叙事程式化的特征[3]。《神乌赋》是一篇典型的寓言体俗赋，全文用对话体的形式，四言为主，语言通俗，接近口语。论辩集中于雌雄二乌和盗鸟之间，但并非简单就一主题展开口舌之争，而是与自身安危息息相关，继承的是寓言的主客论辩形式。裘锡圭先生认为《神乌赋》“作者是一个层次较低的知识分子，而且是在民间口头文学强烈影响下创作此赋的。”[4]可见知识分子向民间寓言学习，是有意而为之。马积高先生认为曹植的《鹞雀赋》“据民间寓言写成，语言全是口语，非常生动形象，完全摆脱了文人赋的窠臼。”[5]这篇赋写了鹞雀的论辩争斗，情节生动，其中还有心理活动的描写。《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松之注“邯郸淳”所引《魏略》载曹植在邯郸淳面前“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曹植是一位非常善于向民间艺术学习的作家，吸收民间寓言题材来“借题发挥”，所以学习寓言的主客论辩形式可谓信手拈来。章学诚《校雠通义·汉代志诗赋第十五》论赋的起源：“假设对问，《庄》《列》寓言之遗也。”[6]恰恰阐释了寓言主客论辩的形式对赋体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