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北宋“古文”创作与经学研究表里相济。选择不同的儒学典籍，秉持不同的治学理念，不仅会造就内涵各异的学术人格，还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到“古文”作品的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及审美取向等。与此同时，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的史学研究，既为“古文”创作增添了“陈古讽今”的凝重感，又使诸多史家在“为文之趣”上有所差异。尹洙、曾巩、“三苏”等“文章之士”与欧阳修一脉相承，他们长于褒贬，精乎辞章；司马光学力老成，以雄赡简质的“史家之文”影响着范祖禹等后学晚辈。北宋文人学博而才高，援经史以撰“古文”，不尚奇崛；其论事说理之作条分缕析，颇具气势；他们以醇雅之作彰显个性品格，抒写自我情怀，展示因人而异的才情和韵致；经史之学和北宋“古文”创作之间的关联互动，就此呈现着深层而复杂的学理逻辑。

　　关 键 词：北宋/经史之学/古文创作/关联互动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宋代士人学术研究与诗文创作的关联与互动”(项目编号：13YJA75106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兴武，甘肃会宁人，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北宋“古文”艺术的探索与实践，自始至终都与经史之学密切相关。尤其是仁宗天圣以后，凡以“古文”倡天下者，不为经学大家，即属史学名流，其渊厚博雅的学识修养，无疑为“古文”创作提供了不竭源泉。钱惟演嘱谢绛等“当用意史学”①，欧阳修谓尹洙“平生潜心经史”②，均谓此也。而与此同时，经、史修为不尽相同的作家，对“古文”内涵的理解与把握也会有所差异。虽说名流硕学之间“以同而异”的见解分歧隐微难求，但文学史家倘能审慎考察北宋经学、史学与文学之间关联互动的深层思致，其研究所得必能超越前贤，体现出创变求是的意义和价值。

　　经学之于“古文”，渊源深厚。北宋学人倡导“古文”，既是复兴儒学的必然要求，更是抗衡佛老、救治“时弊”的重要手段。在经学与“古文”表里相济的演变中，每位学人在经书选择上多有偏善，治学方法亦各自有别，这必将导致学术人格及为文理念的差异。如柳开、石介、穆修、尹洙、范仲淹及欧阳修等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彼此之间“和而不同”的见解分歧亦在所难免。从这个角度讲，北宋“古文”气韵色泽的多元变化，盖与其作者治经为学的个性差异密切相关，两者之间血脉互通，相得益彰。

　　宋初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等人在重新确立儒家“道统”和“文统”的同时，还竭力倡导“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③的“古文”，以便与“取科第，擅名声”的骈俪“时文”④相抗衡。后人虽谓其“古文”之作“体近艰涩”，⑤“终未脱草昧之气”，⑥但在文道久衰之后，其矫枉过正的效果仍不可否认。

　　不过，柳、穆与石介等人儒学探索的根柢和功力尚不及欧阳修和尹洙等，其所为“古文”往往“张大其说，欲以劫人之听”，议论说理存在“矫激”“粗而大”⑦的不足。以石介为例，他虽不惧“万亿千人之众反攻”⑧而力排佛老及杨亿，著《怪说》、《中国论》以捍卫儒道权威，但所为文章总有一种“自许太高，诋时太过”⑨的狂怪感；其《庆历圣德颂》指斥夏竦等人为“妖魃”“大奸”，引发朋党意气争斗，“厥后欧阳修、司马光朋党之祸屡兴，苏轼、黄庭坚文字之狱迭起，实介有以先导其波”⑩。假使石介能像孙复、胡瑗那样深于儒学，以学养性，秉持“中庸”之德，类似的矫狂与偏执或可避免。

　　天圣以后“疑传”“疑经”之风渐盛，“以异于注疏为学，以奇其词句为文”(11)的释“义”之作饱含学术睿智，颇具论辩辞采，为“古文”创作积累了丰富经验。范仲淹“为学好明经术”(12)，其中所载《易义》虽仅存二十七卦，但务实解说，颇具新奇意味。如释《乾》卦云：“卦言六龙，而‘九三’不言龙而言君子，盖龙无乘刚之义，则以君子言之。随义而发，非必执六龙之象也。故曰《易》无体，而圣人之言岂凝滞于斯乎？”释《咸》卦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之无穷而能至乎泰者也。感而不至，其道乃消。”(13)此虽解经文字，但剖析论辩的思维逻辑和语言结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范公奏议的气势与风格。再如欧阳修《诗本义》《易童子问》不循旧说，以意逆志，务求经之“本义”。其书有鉴于“先儒于经，不能无失”，故“正其失”。(14)如《诗本义》释《麟之趾》云：“孟子去《诗》世近而最善言《诗》，推其所说《诗》义，与今序意多同，故后儒异说为《诗》害者，常赖序文以为证。然至于二《南》，其序多失。而《麟趾》、《驺虞》所失尤甚，特不可以为信，疑此二篇之序为讲师以己说汨之，不然，安得缪论之如此也!”同样的情形《易童子问》亦有之。朱鉴《文公易说》卷二○云：“欧阳公作《易童子问》，正王弼之失者才数十事耳。其极论《系辞》非圣人之书，然亦多使学者择取其是而舍其非可也，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取舍而尽信之则不可也。”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上则称：“欧公语《易》，以为《文言》《大系》皆非孔子所作，乃当时《易》师为之耳。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尝与辩，但对欧公终身不言《易》。”实际上，韩琦之疑欧公，亦如欧公之疑王弼，其学术逻辑颇为近似。

　　欧阳修等人的学术“发明”颇多现实观照意味，这一点在“古文”作品中亦有所体现。如欧公《廖氏文集序》谓《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之”。(15)其《与张秀才第二书》云：“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16)毫无疑问，类似的情形乃是经学研究与“古文”创作密切互动之铁案。

　　范、欧之后，“宋学”渐盛，曾巩、“三苏”及王安石等人创拓前行，将经学探索与“古文”创作的深层互动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曾巩“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得，足以发《六经》之蕴”，而其文章亦“上下驰骋，愈出而愈新”。(17)与此同时，苏老泉雄迈恣肆之文“上之究极天人，次之修明经术，而其于国家盛衰之故，尤往往淋漓感慨于翰墨间”，直可“抗衡韩、欧”。(18)苏轼、苏辙、王安石等人更能将“创通经义”与“古文”革新相结合，丰功伟绩人所共知。

　　“古文”创作得益于经学研究的具体表现约有两点。首先，作家“古文”风格的形成，深受其所治经书的引导和制约，《朱子语类》卷一六所谓“刘原父却会效古人为文，其集中有数篇论全似《礼记》”，即此例也。以“六经”为主的儒学典籍，在叙事说理方面各具特色，其如韩愈《进学解》所云：“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19)治经者偏好某种典籍，便会在潜移默化中效法模仿。如孙复、尹洙皆长于《春秋》，二人文风亦颇显“谨严”。范仲淹谓“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20)。四库馆臣既称尹洙《五代春秋》“笔削颇为不苟，多得谨严之遗意，知其《春秋》之学深矣”(21)，复谓孙复文章“根柢经术，谨严峭洁，卓然为儒者之言”。(22)假使没有“《春秋》谨严”的原发性制约，像孙复、尹洙这样不约而同的“书法”自觉，恐怕很难形成。

　　其次，从行文逻辑、语言特点及修辞手法等艺术层面看，发明经义的学术讨论对“古文”作者影响至深。在多数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23)的时代，从前人的传笺文字入手钻研“六经”大义，乃是多数学者的必由之路；而在此过程中，传笺文字也将在潜移默化中产生示范作用。随着“汉唐训释之学”的逐步淡化，新的经学研究方式对“古文”创作的影响更为显著。时贤“讨论文、武、周公、孔子之遗文旧制，兼明乎当世之务”，是为“学术”；而将讨论所得“悉著于篇”，则为“古文”。(24)许多“知古明道”的释“义”文字实际已具“古文”面目；如胡瑗《周易口义》《洪范口义》“于经文各句下，皆先后贯彻，条理整齐，非杂记语录之比”(25)；其文逻辑严密，语言流畅简洁，非常适合初学者效法模仿。而李觏《礼论》七篇、《易论》十三篇、《删定易图序论》等系列学术文章，“文格次于欧、曾，其论治体悉可见于实用，故朱子谓觏文实有得于经”(26)。要之，其对后学晚辈钻研经术及创作“古文”均有示范和引导价值。胡瑗、李觏尚且如此，他如欧、曾、苏、王等“古文”大家所发挥的典范作用更可想而知。

　　北宋经学与“古文”创作相得益彰的互动历程复杂而漫长。学术探索永无止境，其对“古文”创作的制约和影响也持续存在。虽然人们已经习惯了以“运动”思维去观照北宋“古文”传承变革的全过程，但经学研究与“古文”创作同步发展的内在轨迹，绝未呈现任何“运动”形态；不管是“义理”精神的启迪，还是语言逻辑的熏陶，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