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清华简文献群的陆续发布，不仅为《诗经》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也令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资料呈现出了新的意义。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等与歌诗有关的史官文献，能够联合相关传世记载，共同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呈现出周代史官近似“诗家”的独特功能亦即“类诗家”特点，以及《诗经》在史官渠道中的特殊传述状态。“瞽史（工史）”的史、乐复合特点，使之成为周代与《诗经》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类史官，由其主掌的《诗》、《世》之学，对《诗》家之学以及春秋引诗风气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关键词： 史官 “类诗家” 瞽史 史、乐复合

　　作者简介：孙世洋，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周代是一个史官文化极为发达的时代，与此同时乐官文化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史、乐两官文化都与《诗经》有着重要关联。不过，对于《诗经》作品的采选与保存，史官在能力上或许更具优势。相比于周代史官所具有的文化强势作用以及实用文献能力，周代乐官则不仅只是主要起到诗乐技术方面的辅助作用，而且整体呈现出文化上的衰落走势[2]。因而基本的看法是，《诗经》的传述与编定，主要由乐人来完成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近来发布的清华简中，可见以书史形式记载的周代歌诗作品，也进一步提示了这一研究方向，亦即史官对于歌诗等作品的辑录乃至《诗经》的集成，曾经发挥着值得重视的直接作用。　

　　一 周代史官“类诗家”功能的含义与独特表现

　　本文把周代史官在《诗经》集成与传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总称之为“类诗家”功能。这是参考汉代经学时期中，诗家传诗模式而提出的概念，用以指称实际起到“诗家”作用的史官功能。

　　周代史官的“类诗家”功能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周代史官对《诗经》汉代经学家传承模式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类似特点，以及史官文化在多方面涉及《诗经》；二是周代存在具有史、乐复合功能的独特史官亦即“瞽史（工史）”，其与《诗经》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首先来看第一方面。

　　1、清华简对周代史官“类诗家”素质的呈现

　　近一个时期，研究较为关注《诗经》的诗乐、乐官文化背景。而王国维立足汉代《诗经》诗乐传习分离的事实，已提出过“诗家”有与“乐家”殊途的独立源流：

　　“此诗、乐二家，春秋之季，已自分途。诗家习其义，出于古师儒。孔子所云言诗、诵诗、学诗者，皆就其义言之，其流为齐、鲁、韩、毛四家。”[3]

　　其中将汉代诗家的源流上溯至“古师儒”，这还有待讨论，但王国维注意到诗家自有区别于乐家的传诗传统，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见解。目前，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周代史官对于形成《诗经》的专门之学，起到过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而且史官的“类诗家”功能还可以穿越“春秋之季”这样的时限，而追溯向更久远的时期。

　　汉代诸家传诗的基本方式即是结合历史解说诗义，《汉书·艺文志》总结汉初三家诗学的基本特征为：“或取《春秋》、采杂说”。《毛诗序》更是极为系统的采用“以诗系时、以史证诗”方式，表现为诸如以时代顺序解说诗篇排列次序，结合历史人物事迹介绍诗篇时代背景等等方面[4]。

　　汉初诗家传诗模式中具有的这种史学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诗家源流与史官存在着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周代史官把握、记录歌诗类作品的方式，也显示出史官具备近似后世诗家的素质。清华简系列即属于史官文献[5]，其中的《耆夜》、《芮良夫毖》两篇，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耆夜》[6]记有五篇歌诗，歌诗内容为全文主体。开篇所记为四篇歌诗出现的历史情景，即武王八年，周伐耆得胜后，在文王大室行饮至礼，与会的有毕公、召公、周公、辛公等。篇文在极简记叙历史事件、仪典要素之后，以下依次详记武王作歌《乐乐旨酒》与《輶乘》，周公先是作歌《赑赑》、作祝诵《明明上帝》，又即事作《蟋蟀》。

　　《芮良夫毖》[7]的主体内容即所谓“毖”，为韵文，文体特点与《诗经》中的“大雅”类似[8]。开篇有一小段序文，相当规范的介绍了创作的时代背景：

　　“周邦骤有祸，寇戎方晋。厥辟御事，各营其身。恒争于富，莫治庶难，莫恤邦之不宁。芮良夫乃作毖再终曰……”

　　总体来看，《耆夜》、《芮良夫毖》中的开篇文字，或者介绍涉及的礼典场合、历史事件与人物，或者描述作品产生的历史状况，这些正是《毛诗》诗序内容所涉及的主要方面。这些现象透露出，周代史官掌握歌诗的方式，已经具备后世诗家的一些基本要素。事实上，从周代史官的职能范围来看，《诗经》作品的收集、保存与传述都有可能经历过史官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