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昌集，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转型，是从20世纪清末民初开始的，直接标志是对西学的引进。转型的背景——说起来有点不舒服——是被西方列强逼出来的“变法维新”。变法的重要一项是革新教育体制。以改变国家“有用之才”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方式。宣统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刊《大清光绪新法令》的“上谕”中有这样语气沉重的一段话：

　　科举抡材大典，我朝沿用前明旧制，以八股文取士，名臣硕儒多出其中，当时学者皆潜心经史，文藻特其余绪。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况近各国交通，智巧日辟，尤贵博通中外，储为有用之材。所有各项考试，不得不因时变通，以资造就。①“因时变通”的具体举措，是广开学校，设数、理、化、工、文等各项专科，是为中国近代“人才”知识结构一次意义重大的“现代化”转型。知识结构的转型，必导致思维方式和“思想”的转型。转型的参照，西学也。

　　时风所披，“古代文学研究”亦不例外。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有云：“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一时间，关于中西学辩论纷纷，独静安先生于《〈国学丛刊〉序》提出“学无中西”：“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西学“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静安先生之言令人深思，“相化”之言尤为深刻。然中西学并非仅广狭疏密之分，“学无中西”广义上说当然不错，但要“化”，恐怕首先要弄清中西学的差异在哪里，更须明白“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才能“通”之“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