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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套》到《穷人》 ——探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果戈理艺术原则的继承与发展
2015年04月02日 14:27 来源:中国外国文学网 作者:侯丹 字号

内容摘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自然派作家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事业。他的第一篇小说《穷人》发展了果戈理《外套》中的选题和倾向,在自然派诗学的基础上复兴了感伤主义的艺术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单纯地效法果戈理,而是以自己独有的才华将果戈理的艺术方法复杂化以服务于自然派的文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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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自然派作家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事业。他的第一篇小说《穷人》发展了果戈理《外套》中的选题和倾向,在自然派诗学的基础上复兴了感伤主义的艺术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单纯地效法果戈理,而是以自己独有的才华将果戈理的艺术方法复杂化以服务于自然派的文学目的。

  关键词:自然派 感伤主义 果戈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刊登在涅克拉索夫出版的《彼得堡文集》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自然派作家登上了俄国文学的舞台。自然派的创作都有明显的受果戈理影响的痕迹,这篇作品也不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借鉴了果戈理的艺术方法,延续了《外套》中的选题和基调,不仅继承了果戈理面向低级现实的艺术原则,同时也延续了果戈理晚期创作中的感伤激情路线。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简单机械地效法果戈理,作为天才的艺术家,他以自己独有的才华将果戈理的艺术方法改头换面地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创作出独具特色的感伤自然派作品。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果戈理的影响下步入文坛的,要了解《穷人》的艺术原则,必须把它置于果戈理的文学背景之上。果戈理使最为普通的事物和性格在文学中具有了重要意义,他主张用日常的语言来描写日常的东西,指出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描写“时时刻刻存在于眼前,而冷漠的眼睛却对其视而不见的东西。”(奥夫相尼科夫,1990:178)他在庸俗的,甚至是“肮脏的”环境中找寻他的现实,并用所谓低级的日常语言将这个现实表现出来。虽然果戈理力图用最为忠实的描写和讽刺性的笑声创造出与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理想所不同的“新的自然”,但是在果戈理的作品中感伤的气息却可以说从来没有消失过,读者至始至终都能感觉到果戈理在笑声背后的眼泪,那感伤是读者在了解到生活的全部庸俗之后而不由自主地感觉到的失落和空虚。在果戈理后来的作品中,他主观上的感伤激情的成分也在不断增加,在《外套》中已经可以看到果戈理在感伤主义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于果戈理的追随者来说,这意味着一个新的诗学宣言,即将果戈理式的客观性、讽刺性与感伤主义的手法结合起来。从《外套》里走出来的作家也开始忙于用感伤的形式来更新描写现实的艺术方法。从格里戈罗维奇、巴纳耶夫、布特科夫等自然派作家的创作中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尝试,而《穷人》则是将感伤

  激情与客观描写结合得最为成功的一部力作,它既是对果戈理诗学的继承,同时又具有深刻的独创性。

  格里戈罗维奇在回忆录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受果戈理影响的痕迹进行了归纳,他指出这样的痕迹非常多,杰乌什金的脸让人联想起《狂人日记》中的小官吏波普里欣;在场景上也有相似之处,当科长的女儿掉了手绢之后波普里欣立刻扑上去捡了起来,还在地板上滑了一下,《穷人》中杰乌什金上衣的一颗纽扣掉了下来,在上司面前出了丑,让他羞愧得无地自容。杰乌什金最为接近的人物还是《外套》中的巴施马奇金,他们一样生活贫困,为基本的物质欲求操劳奔走。虽然他嘲笑巴施马奇金外表不体面,可他自己的外表也一样不体面,“我真害羞,瓦连卡!是啊,要是你的光胳膊肘从衣服里露出来,你的扣子吊在线上来回晃荡,那你自然要害臊。而且,好像故意捣乱似的,我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整齐的样儿!” (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86)不体面的外表和卑微的处境使杰乌什金像巴施马奇金一样成为受人嘲笑、欺负的对象。 “他们挑剔我的靴子,挑剔我的制服,挑剔我的头发,挑剔我的身材:这些全不中他们的意,统统都得改!我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每天都重复这老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51)杰乌什金对这一切也只能像他的前辈一样逆来顺受,无力反抗, “我捂上耳朵,眯着眼睛,自己坐在那儿,动也不动。我照例总这样做,好让他们快一点停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121)

  《穷人》不仅在人物和场景上令人联想到果戈理的作品,同时也借鉴了果戈理的语言风格。果戈理本人的文学语言是不同语言风格镶拼而成的,在果戈理的作品中始终存在着两种语言,一种是崇高的书面语,而另一种则是日常俗语,甚至是一些不合语言规范的用语,还有一些带有小俄罗斯特色的俚语和俗语。为了真实的再现生活,他在有意识地对文学语言进行变革,把俗语、俚语、外省用语、职业语汇都引入到了文学当中。在对日常语言的使用上,自然派是果戈理坚定不移的继承者。布尔加林曾嘲笑自然派作家语言粗俗,因为他们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俚语和俗语,生动地表达了官吏阶层和市井生活的特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篇小说《穷人》同样体现了自然派的语言风格,人物的话语具有口语化、日常化的特点,例如“您要到别人家去?绝对不要去!不去,不去,一定不去!”(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65)“他写得好,很好很好,我还要说一遍,他写得很好。”(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66)杰乌什金对一件事情反复地强调,给人造成一种语言十分啰嗦的印象。因此,当时的评论界曾经指责《穷人》的语言过于拖沓。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感到委屈,他辩解说,“公众不明白怎么能够以这样的风格来写作。他们已经习惯了看到作家的面貌,而我并没有将我的面貌展示出来。他们并不理解是杰乌什金在讲话,而不是我,而杰乌什金不可能有别的说话方式。他们认为小说太冗长了,但是里面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28:86.)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辩解明确地指出这是杰乌什金特有的语言风格,而并不是作者的语言风格。

  维诺格拉多夫曾经指出,杰乌什金的语言并不仅仅使用了日常口语,而是像果戈理的话语风格一样,是一个复杂的镶拼,因为在杰乌什金的信件当中插入了一些优雅的词汇,例如“嗜血的老虎”、“绵羊般的心肠”之类的比喻;他甚至还会插入一两个法语词汇, “等到您恢复健康再说;然后我们想法在户外找个rendez-vous的地方。”[1](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20)瓦莲卡曾经取笑杰乌什金说,“您的信就差押韵了,玛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又是温柔的情感,又是玫瑰色的幻想,这里什么都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1982:7)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坦白地承认了他有意地选择了这样的文体,因为杰乌什金并不像巴施马奇金那样没有任何精神生活,他对文学十分感兴趣,甚至幻想自己成为一个名作家,“假定,无缘无故地忽然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是《玛卡尔·杰乌什金诗集》!是啊,我的小天使,那时您会说什么呢?”((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62)他在信件当中有意地卖弄一下自己的文采,以此来提升自己在瓦莲卡心目中的地位,这同样源自于他渴望获得别人认可的心理特点。.

  《穷人》中不仅杰乌什金的话语是由不同风格的词语构成的,瓦莲卡的话语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她不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而是在塑造形象,遵循自然派的诗学原则,对人物的话语毫不粉饰地加以再现,例如老头儿波克罗夫斯基结结巴巴的话语 “您听我说,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夫娜……您知道吗,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43)“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夫娜,有时候我要解解闷……也就是说,我要告诉您,我几乎老要借酒解闷,经常借酒解闷……我养成一种习惯,很不好的习馈……也就是,您知道,有时候外面那么冷,有时候还有各式各样不愉快的事,或者发生了什么悲伤的事,或者出了什么差错,那我有时候就熬不住,要解解闷,有时候我就喝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43)而瓦莲卡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则充满了诗意的描绘,“我记得离我们家不远,山脚下有一个湖。这个湖啊,我现在好像还能看见它,这个湖那么宽阔、明亮、清澈,像水晶一样!有的时候,假如黄昏没风,湖水就很平静;沿岸生长的树木,树叶一动也不动,水面平静得象一面镜子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107)“看一看窗户外面:严寒浸透了整个田野,光秃的树枝上挂了一层秋天的薄霜,湖上结了一层薄得象纸一样的冰,湖面上升起一片白茫茫的水气,鸟雀快活地叫着。明亮的阳光照耀着周围的一切,晒化了玻璃似的薄冰。阳光普照,又明亮又欢畅!”(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109)诗意的童年生活与现实的不幸处境相对比更加凸显了瓦莲卡命运的悲剧性,也进一步加强了小说的社会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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