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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批评圈”与新时期文学
2018年01月17日 08:28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程光炜 字号

内容摘要:一、北京批评圈对王蒙、张洁和张贤亮的意义“北京批评圈”是以解放思想和主张艺术探索展现批评特色的。因为“北京批评圈”的大力推介,王蒙小说中的“政治”、张洁的“女性”和张贤亮的“灵魂”,不仅成为新时期文学草创期最重要的发生点和关键词,而且还开辟为若干种新的小说题材,例如90年代后张平、王跃文等的“反腐小说”,王安忆、铁凝、林白、陈染等的“女性小说”。二、知青运动与知青小说20世纪80年代初叶,知青小说与右派小说一样,是当时文学界最活跃的两大小说阵容。在当代小说史上,像这种太快“抛锚”而转向其它方面的创作现象实在太多,比如“合作化小说”“伤痕小说”“知青小说”和“先锋小说”等等。

关键词:小说;文学;批评;知青;现代派;王蒙;北京;张贤亮;人物;观念

作者简介:

  摘 要: 新时期初期,“北京批评圈”批评家参与的几次重要的文学批评实践,展现了他们批评观念调整变化的过程。这种调整变化,不仅表现为批评家与历史关系的变动,同时也表现为他们批评观念和进入方式的分歧。实际上1985年后,由于文学批评分化的加剧,这个所谓的“北京批评圈”就不存在了。也因为如此,梳理这一阶段批评家的活动,就体现了对一段批评史的留存。

  关键词: 北京批评圈; 新时期文学; 知青文学; 现代派文学

  作者简介: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1977年到1991年出现的批评家群体,主要是“北京批评圈“和上海的“新潮批评圈”。“北京批评圈”是在冯牧、陈荒煤等老一代思想开明的批评家营造的民主自由氛围中涌现的,他们都或多或少与两位批评家有某种联系。批评家主要来自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大学、北京市文联等单位,有文艺干部、报刊编辑、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上海“新潮批评圈”的崛起,他们的成长有赖于《上海文学》杂志、复旦大学、华东师大资深教授和批评家的提携与帮助,例如李子云、周介人、贾植芳、钱谷融和徐中玉等等。两座城市开放超前的文学环境,正是在新时期历史发展潮流中逐步展开的。

  仿佛是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与上海两个文学“中心”的历史的重演,1977年以后当代小说批评的重担,再次落在了这两座城市的肩膀。如果说,1984年之前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的中心是在北京的话,那么自1985年开始的寻根、先锋文学的中心,则是上海。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新写实文学、九十年代文学的中心,再一次转移到了北京,这个过程直至今天都是如此。概而言之,“新时期”小说批评的主线是围绕“批判‘文革’与走向世界”这个主轴而呈现发展的。新时期的小说,由此可以说就是一种“走向世界”的小说潮流。

  一、北京批评圈对王蒙、张洁和张贤亮的意义

  “北京批评圈”是以解放思想和主张艺术探索展现批评特色的。作为“文革”和“伤痕文学”的发生地,这些批评家高扬着否定“文革”、呼唤人性和提倡文学主体性的三面旗帜,进入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他们开风气之先,勇于探索,成为文学批评最早的拓荒者,也对全国新时期的文学批评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与“解放区批评圈”因政治因素而结缘不同的是,为文学“正名”的理想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但这是一个由老中青三代批评家组成的松散的批评联盟,隶属于三个不同的单位,他们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阎纲、何慎邦、雷达、曾镇南、季红真、张陵、李洁非、贺绍俊、潘凯雄、蒋原伦、吴秉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朱寨、洁珉、敏泽、刘再复、何西来、张炯、蔡葵、张韧、蒋守谦、白烨;北京大学的谢冕、黄子平;北京市文联的李陀;以及缪俊杰、张志忠和孙郁等。1979年后,从新疆返回北京的王蒙、来自国家部委的干部张洁和曾经身陷囹圄的张贤亮,成为文坛上最活跃也最有特色的小说家。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张洁对爱情问题的探索、张贤亮在性与革命主题上的开掘,都对新时期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也成为“北京批评圈”的主要关注点。

  受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谢冕教授、硕士毕业就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青年批评家季红真,首先是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主题中定义张洁创作的意义的:“发表于1979年底的短篇《爱,是不能忘记的》首先表现了政治正义感与传统伦理观念的分裂。男女主人公对政治信念的坚贞与对伦理关系一定程度的背逆,标志着人们对社会伦理的思考已经摆脱了政治批判的结论”。其次,她认为张洁突破了知识分子“心灵世界”这个长期被封闭的禁区,重建了人性的主题:“作为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作家,张洁从最初的创作开始,就特别注意社会的文明化程度问题,长于表现人的心灵和情感,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态。但是,在《有一个青年》中,她对文明的理解还只限于文化教养的表面层次,而在《爱,是不能忘记的》里面,却已经非常大胆地触及了以婚姻爱情为中心的社会伦理关系。”批评家最后指出,张洁并不满足“打破禁区”这个初级历史阶段,而是以女性为表现对象孤军深入到人的情感的世界当中,作出了最可贵的探索。她的大胆举动不仅响应了20世纪80年代人性解放的热潮,更重要的是揭开了即将进入现代社会人性困惑的秘密,其后来的中篇《方舟》就是一个证明。对后来报告文学热中“婚姻问题”探讨,也是最早的启示:“女作家钟雨离婚后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和一个具有强大精神魅力的老干部发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情,而后者却有一个虽没有爱情但也生活得很和谐的家庭。作者通过这种似乎大逆不道的行为,反映了社会婚姻关系中极普遍的反常现象:没有爱情的婚姻与不被理解尊重的爱情。由此剖析了某些社会伦理观念的庸俗陈腐,以及它对人们精神和美好感情的束缚。”这正是作品一发表,“立即引起众说纷纭的反响”的根本背景[1]。

  王蒙无疑是1979年到1982年间小说创作的领跑者。他以“少共身份”对历次政治运动的深刻反思、以“意识流小说”作为小说表现形式的最早一批探索者的形象,在文坛刮起了阵阵“王旋风”。由社科院文学所张炯、蒋守谦、蔡葵等合作撰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一书暗含着这个观点,认为与李国文、高晓声、丛维熙和张洁等各有特色的伤痕、反思年代小说家相比,王蒙对当时文学创作的影响和推动是全面性的:他的“《布礼》和《蝴蝶》的问世,扩展和加大了中篇小说探索历史的深度和广度,把反思历史的小说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以纵横捭阖的笔法,用巨大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展示了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三十几年的坎坷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老干部的革命意志衰退和滋长的官僚主义作风的问题,作者在不断地进行探索。”[2](P217-218)曾镇南更愿意在历史/个人的分析框架中,来解读王蒙创作的核心内容:“在王蒙的小说中,与那种在历史报应的现象中把握具体的历史联系的历史感同样重要的,是一种沧桑感。这是作家在巨大的历史变动中的心灵感受,他把这种感受分给了他钟爱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如果就艺术传达的丰富多样、灵敏准确、迅速新颖而言,王蒙小说的沧桑感,甚至可以说比他的历史感更重要。因为包含着历史报应思想的历史感,在王蒙的小说中,更多地是以思想的本色形态,以一种政治智慧发挥出来的;而沧桑感却更多地存在于人物的情绪和感觉中。前者是偏于历史的、社会的客观认识,后者是偏予现实的,人生的主观感受。”[3]

  另有批评家将对王蒙小说的历史分析,转移到对他“意识流”形式探索的讨论之中。阎纲在《小说出现新写法——谈王蒙近作》中指出,这位作家《夜的眼》《布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蝴蝶》等六个中篇,“现在广泛地流传着。这些作品被争相阅读、热烈讨论的盛况”,它们“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和革新,造成这么大的冲击力,在开国以来当代小说史上是空前的。”他非常确定地说,“王蒙小说直接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艺术手段”,但又认为这位作家无意割断与“现实主义传统”的纽带。“王蒙的新小说到底称呼什么好?请大家讨论。我以为它是现实主义的新品种,并没有告别现实主义的几个真实性的要求。”[4]这种看法在当时看是比较陈旧的,但今天来看又是具有超越性眼光的,它对王蒙这一代作家历史位置的评估应该是相当精确的。与阎纲比,刘再复对“意识流小说”的见解是比较专业的,也更为超前和新潮:“所谓‘意识流’小说,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人的内心世界的审美化”,“其重心完全放在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上,它尽可能全面地展示人物的内心图景,把人的灵魂的各个层次中的图像显示出来。”“除了‘内心独白’之外,‘意识流小说’的另一种技巧是内心分析和感觉印象。”“王蒙的《布礼》、《蝴蝶》,就是属于‘内心分析’的类型。这是因为王蒙的这些小说中自己还是介入作品的情境,他在作品中‘我’没有消失,《布礼》的人物钟亦诚的印象汇总在作者的叙述之内,没有脱离直接的思想和理性的范围。”他用的是“思想”和“理性”,而不是阎纲的“现实主义”,显然是要摆脱对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旧框架,对王蒙小说的解释也愈加到位:“虽有作者的介入,但它与传统的小说仍然不同,它的兴趣完全放在人物的内心世界上”,也即“小说的通篇的重心是放在人物内心的意识活动,意识活动是作品的轴心和情节进展的动力。”[5](P44-47)

  供职于北京文联的李陀,既是作家也是批评家。他是从具体小说写作的技巧的角度来理解王蒙的“意识流”实验的:“《布礼》是我国作家试图在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原则的同时,借鉴和吸收‘意识流’技巧的为数不多的若干篇之一。应该说《布礼》的这种尝试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在艺术上获得了很高的成就。”这篇批评刚写完,李陀看到了王蒙才发表的《蝴蝶》,于是意犹未尽地兴奋地评价道:“《蝴蝶》利用主人公张思远的意识流,既把篇幅保持了四万多字的规模,又为这篇小说提供了一个时间上长达几十年、空间上包含数千里的极其广阔的生活图景。不过,对《蝴蝶》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意识流’的技巧为它通篇造成了一种充满了梦境色彩的气氛和色调;在主人公的思绪中出现的种种色彩缤纷的图景,有时候实,有时候虚,有时清晰,有时朦胧。即使小说后四分之一处,关于主人公回到无名的山村,又从山村回到城市里那些现实的描写,也充满这种调子。”在他看来,王蒙这篇小说表面是在借用“意识流”的形式,作品内部却是在“找魂”——找回张思远自己曾经丢失、因为回到正常社会后开始寻找、反思和重新建设的灵魂。于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使《蝴蝶》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正是这种魅力使《蝴蝶》‘找魂’的主题得到了深刻的、丰满的、诗一般的表现。”他还另辟蹊径地指出:“又正是这种魅力使我们像主人公张思远一样,不断地联想起‘庄生晓梦迷蝴蝶’这个古老而神奇的故事,从而领悟到张思远‘找魂’一举,可能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哲理……”[6]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家,特别张扬个性,也特别喜欢在自己批评文章中举一反三,云游八方,把许多看似不相干的事情凑到一起,产生神奇效果。这种鲜明的时代特征,不仅为李陀所有,也表现在刘再复、吴亮、黄子平、李劼等许许多多中青年批评家的文章中,可谓一历史奇观。

  张贤亮性/政治的文学书写,使他成为这阶段最有争议也最具亮点的作家。不过,他小心翼翼地避开政治敏感区,聪明地以章永麟性的饥饿和性意识做掩护,则避免了很大的麻烦。同为谢冕弟子、也是季红真师兄的黄子平敏锐地指出了张贤亮创作《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隐秘心态:“在展示这一艰难的精神历程时,张贤亮很好地把握了那一代人真实的心理气氛。”黄子平则从个人“心理学”的角度解读了作者对时代苦难的表现:“苦难的艺术表现决不仅仅是对苦难的控诉。当你细致入微地描写经受苦难和如何从苦难中走出时,你多多少少就把苦难当作了‘艺术观照’的对象。这对一部艺术作品来说根本是无可非议的。经受过苦难的人回过头去,为自己的耐受力而感动,他们不由自主地把苦难‘神圣化’,甚至产生了‘要追求充实的生活以致去受更大的苦难的愿望。”然而,“是什么使苦难转化为’充实的生活‘呢?作者通过两个侧面来回答这个难题:一是马樱花们的’耐力和刻苦精神‘,一是章永麟的‘超越自己’”。他认为这可能是受到俄罗斯文学和历史哲学的影响,才形成张贤亮与同代作家如此不同的文学观念和小说结构。不过,他指出了张贤亮这种书写的软肋:“他从心理学的极大真实性直接上升都历史哲学或人生哲学真理性时,也许过于匆忙和急促了。”并警告说:“急促地上升难免留下空白。前来填补空白的却往往并不一定是真理。”[7](P148-151)

  刘再复认为灵与肉是的矛盾,是张贤亮小说的主要看点。“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更是一篇让人们心灵震颤的思辨性很强的作品。主人公张永麟灵魂的深度是当代文学中少见的。”“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他劳改释放后所经历的一段含辛茹苦的生活,是他的‘死魂灵‘重新复活和重新崛起的艰难历程。”“但是,他的灵魂新生之后又在另一个层次(更深的层次)上继续挣扎,这是‘肉’与‘知’的一场冲突,是在更高阶段上的灵魂的复活和崛起,这个崛起过程又是充满着痛苦的。”刘再复还注意到女人在章永麟灵魂复活中的特殊魅力:“马樱花那‘你还是好好读书’一句话,不仅扑灭了他的带着邪气的肉的意念,而且重新点燃了他的追求知识和真理的火焰,这是马樱花对他灵魂的进一步拯救。”[5](P176-177)其实,不属于“北京批评圈”的上海青年批评家王晓明对张贤亮小说中的“男女关系结构”有独辟蹊径的深入分析。他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例指出:

  张贤亮再怎样竭心尽力,把马樱花们写成死心塌地的女奴,他对女性的那种发自心底的感激,那种不可遏止地向她们讨温暖、寻依靠的冲动,毕竟会不断地溢泄出来。读者仔细体味就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女性人物在有一点上都非常相像,那就是她们对那个男人的怜爱,那种近于母性的怜爱。无论是乔安萍对石在的关怀,还是韩玉梅对魏天贵的体贴,也无论穆玉珊对龙种的困境的理解,还是马樱花望着章永璘狼吞虎咽时的笑意,甚至黄香久最后对他的诅咒,都使你感到一种温情,一种怜悯。那也许是爱情,但却很少有那种对强有力的男性的渴求,而更多的是一种母性的给予;那的确是宽恕,但却很少有深究原委之后的通达,而更多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迁就。一种夹带着怜爱的姑息。不管张贤亮心中升起过多少自我尊崇的幻想,他长期经受的毕竟是那样一种被人踩在脚下的屈辱,一种不断泯灭男性意识的折磨。在他的记忆中,从女人那里得到的也就不可能有多少倾慕和依恋,而多半是怜悯和疼爱。也许,正因为曾经丧失过男性的权利,他才这样急迫地渲染那个叙事人的男性力量?也许,正因为不愿回味那接受女人保护的屈辱境况,他今天才这样坚决地要在她们脸上添加那种对于男主人公的仰慕神情?可惜,他的情绪记忆又一次破坏了那个叙事人的企图,他极力想要显得比马樱花们高过一头,可结果,读者发现她们竟常常用了俯视的眼光在看他。[8]

  这种对作家的“反思性批评”不仅在张贤亮批评文章中,即使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也是为数不多的。而且批评家贴着作家的问题去分析他作品中的“问题”,也给人别开生面的印象。因为在80年代,对作家作品的“迷信”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种迷信是与对80年代改革开放历史的迷信同步产生的;没有人再把“作家作品”当成作家个人的东西,而是当作“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历史”的同盟者来认识和评价的。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小说批评的“历史短视”,与此同时也把当时文学批评的真实水平展现在我们面前。可以说,正是王晓明这篇文章从“北京批评圈”中撕开一个口子,让我们今天意识到这一点。

  在“北京批评圈”批评家的心目中,王蒙是一个擅长从政治意识的角度来写小说的作家。他早年投身革命年纪轻轻就从政的经历,在其文学生涯中投下了浓重的色彩,深刻影响到了他的思想观念和小说观。当时还是《文艺报》记者的年轻批评家雷达,通过“专谈”形式的批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作家真实的内心世界,他这样写道:“听完他的自述,我问他:‘你怎样看待这件二十多年前文坛上的公案(笔者按:指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的批判)呢?’王蒙爽朗地笑了,随即满怀感慨地说:‘我不想翻历史老账了’。接着他向我表述了他多年深思过的看法。他说:第一,文学应该能动地为政治服务,它不仅表现在党的文件和党报的社论发表以后,立即起而相应、配合,而且还应该走到时代生活的前面,有所发现,提出文件、社论暂时还没有提到的问题,并且大胆地提出作家自己的看法”;“第二,短篇小说有它自己的艺术规律,它总有个侧重点”;他接着又强调,“第三,至今我们的作品,包括优秀的作品,都没有完全摆脱‘主题先行’,这是庸俗化地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结果。”[9]乐黛云认为张洁是一个从典型女性意识的视角写小说的作家,可能其中有较多作家本人的自叙传色彩:“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其最初阶段主要表现为对男权的反叛,首先是对父权和夫权的反叛。她们纷纷从父亲或丈夫的家庭逃离”。但是,“逃离家庭,做一个无家的自由女人怎样?在张洁的《方舟》中,一位女记者、一位女导演、一位女翻译抛下了她们的男人们,生活在一起,建立起‘一叶只有女性的孤舟。她们首先是经过那‘一场身败名裂、死去活来的搏斗’——离婚,她们必得担负起男人和女人的双重工作,她们必须忍受各种闲言碎语和男人对‘离婚女人’特有的淫邪的眼光”。她为此分析道:“为了自由的自我,她们甚至不得不以扼杀这样的‘生命的意义’为代价!在作者看来,即使是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逃离无爱的家庭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为什么她以‘方舟’为这部作品的篇名,并特别注明:‘方舟并鹜,俯仰极乐’(《后汉书?班固传》),而不全用西方‘诺亚方舟’的典故。”[10]在刘再复看来,张贤亮是当时少见的一个“写灵魂自救”的小说家。这种自我拯救不光是借助那些女人们,更主要还是他通过在她们面前的“优越感”来实现的:“当埋藏在他灵魂深处的这一部分理性复活之后,他的灵魂中更深的一种东西又萌动了,他在马樱花面前的文化优越感萌动了,这种优越感竟然使他感到拯救他灵魂的伟大女性的‘粗俗’以及他们之间的距离。这是潜藏在他的灵魂深层中的、已经沉睡得很久的思想情感。这种优越感的萌动,与其说是对体力劳动者马樱花的某种轻蔑,不如说是他的知识分子自我本质的进一步觉醒。”[5](176-177)显然,被王晓明挖苦讽刺的章永麟自私的“精神优越感”,又被刘再复小心翼翼地捡起来。他把它看作张贤亮创作的特色和思想出发点,其思想资源就来自他所认为的“鲁迅传统”。

  在我看来,“北京批评圈”对于这几位作家的意义,就在于他们对后者作了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文学史定位。不论后来的作家研究怎样,都无法完全摆脱这种定位而存在。作为20世纪80年代处在文学最前沿的一批批评家,“北京批评圈”对于作家的认识,也反映出当时文学的重要时代症候来。这就是,小说批评的关注点,一定是那个时代人们最主要的几个关注点之一。而对80年代的人们来说,“政治”“女性”和“灵魂”往往是看做“突破”几十年来思想“禁区”的几个攻破点。这即是曾镇南在分析王蒙小说世界时精辟地发现的:“在王蒙的小说中,与那种在历史报应的现象中把握具体的历史联系的历史感同样重要的,是一种沧桑感。这是作家在巨大的历史变动中的心灵感受,他把这种感受分给了他钟爱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如果就艺术传达的丰富多样、灵敏准确、迅速新颖而言,王蒙小说的沧桑感,甚至可以说比他的历史感更重要。因为包含着历史报应思想的历史感,在王蒙的小说中,更多地是以思想的本色形态,以一种政治智慧发挥出来的;而沧桑感却更多地存在于人物的情绪和感觉中。前者是偏于历史的、社会的客观认识,后者是偏予现实的,人生的主观感受。”[3]他以《惶惑的精灵——王蒙小说片论》为题目来写文章,无意中呈现出那个年代刚刚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戕害的千百万人内心里最真实的声音:任何合法的社会都是应该为每个人的生存权利来服务的。违反这一原则的社会,都应该被谴责、鞭挞和否定。在“北京批评圈”的批评家们看来,王蒙不过是选择了“政治”,张洁选择了“女性”,张贤亮选择了“灵魂”这些巧妙的角度,从各个方面把人们重新带回到了那个历史之中。与此同时,他们这些角度也代表了当时小说创作的潮流,这即是既重审过去、也展现未来。一个传统的革命社会即将过去,而另一个现代化的现代社会正朝人们走来。

  因为“北京批评圈”的大力推介,王蒙小说中的“政治”、张洁的“女性”和张贤亮的“灵魂”,不仅成为新时期文学草创期最重要的发生点和关键词,而且还开辟为若干种新的小说题材,例如90年代后张平、王跃文等的“反腐小说”,王安忆、铁凝、林白、陈染等的“女性小说”,虽然随着文学观念的推进发展,后继者已远离前者那种非常个人化的文学诉求,而呈现出多样化的样貌来。比如,王安忆2001年在《我是女性主义者吗?》中明确告诉采访者:“如果说女性主义,我觉得中国只有一个人是女性主义者,就是张洁。”在表示不认可将“女性主义”当作一种批评方式之后,她对小说创作中的“女性”角色发表看法:“我喜欢写女性,她有审美的东西;男性也写,但写得很少,而且不如女性,我觉得女性更加像一种动物。”她评价自己塑造的妹头这个人物:她“是很有趣的,她的活力、生命力,她的活跃性都超过小白。小白是苍白的,尤其是小白离开他那间房子,住到新开发区的那座公寓去之后,他的生命力就完全没了。”又分析《我爱比尔》中阿三这个人:“她自以为她自己和比尔已经接轨了,而实际上她是永远不能和比尔在一起的。她后来碰到一个法国人马丁,她也爱马丁,但马丁与比尔是不一样的,比尔是现代化的象征,马丁不是,他有他的根,根深叶长。”“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女孩子在身体与精神都向西方靠拢的过程中毁灭、自毁。”[11]王安忆这个例证,恰恰说明当年“北京批评圈”对全国文坛的辐射力之大之深远,以至于很多年后,她还在以张洁为起点,对女性角色作了长时期的积极的探索。

  不过,“北京批评圈”后来又分化出“现实主义深化派”和“现代派小说”这两个分支。前者以刘再复、阎纲、何西来、曾镇南和雷达为代表,后者则是李陀、高行健和黄子平等人。我们可以发现,在王蒙、张洁、张贤亮这拨评论之后,李陀、高行健和黄子平马上转入对“现代派小说”的提倡和鼓吹上。批评对象也由一王二张转向了张辛欣、刘索拉、徐星以及再之后的“寻根文学”的诸作家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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