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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互动关系的再反思 ——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大陆学界的传播为个案
2015年04月17日 11:06 来源:《南方文坛》(南宁)2014年第20145期 作者:张清芳/王丽玮 字号

内容摘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评价体系中,洪子诚等学者以“文学一元”和“文学多元”为衡量标准,认为新中国在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是充满艺术生命力的“多元”的中国现代文学走向单一、僵化的“一元”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点。50)均可参考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王德威的《重读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观点,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5)除了可参考程光炜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80年代的“现代文学”》和任南南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形态》之外,朱双一也在《八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理论批评》一文中认为,夏志清的批评方式为改造了的印象式“被改造过的印象批评——来自学院。

关键词:文学史;中国;学术;夏志清;小说;批评;研究;学界;学者;评价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清芳,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丽玮,鲁东大学文学院2012级研究生

 

  主持人王尧教授:不久前辞世的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自不待言。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经典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这本著作在中国大陆学界的传播和影响密切相关的。从中译本传入大陆至今,关于这本书的评价从未间断,成为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现象。张清芳、王丽玮的文章,以夏著在大陆学界三十余年间的传播与学术启示为个案,进行考古学式的源流追溯,由此管窥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优缺点以及大陆学界在“对话”中“成熟”的历程。论文认为“今日的学者不应该忽略夏著作为第一部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专著所起到的开创性作用,不过也要把夏著历史化,夏著的优缺点也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背景决定的”。这样的思考和观察,显示了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勇气和胆识。

  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三十余年来已经对大陆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引进最早、反响最大的翻译著作是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下文简称“夏著”)。其英文版本早在1961年就在美国发表,此后被译成中文于1979年又在香港和台湾两地出版,而香港中文大学在2001年出版的中文译本“乃在友联一九七九年版本的基础上,增收王德威教授《重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而成”①。该书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则要迟至2005年。不过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些到香港访学的学者以复印本的方式把刚译成中文出版的夏著“非法”引入大陆学界。从那之后直到今日的三十余年来,夏著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批评话语之间产生了重要的碰撞和互动交流,成为最受关注的一部学术“经典”专著,而且成为一种文学现象②,它在大陆学界的成功也成为其他海外汉学家争相模仿的对象。不仅如此,以夏著为开端,海外鲁迅研究的部分成果也被译成中文在1981年出版③,随后夏济安、金介甫、李欧梵等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性成果也在20世纪80年代被翻译和介绍,90年代后更多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则被引进④。这些著作以异于大陆学术研究的鲜明“异质性”特征——崭新的美学尺度与知识学系统,以及独特的话语方式及批评视角,深刻地参与到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知识学重建中,并对新时期以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体系的“世界性”“现代性”品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此汇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洪流中,并成为后者的必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以海外汉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影响为切入点,尤其是在今日再重新反思和梳理海外汉学新时期以来在学界传播和流变过程,其中也暗含着对“中国”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关系的反思在里面,是当下学界亟须进行的一个工作。本文就拟以夏著被引介入大陆学界后三十余年间的传播与学术启示为个案,进行考古学式的源流追溯,并借此分析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优点和缺陷,也可从中看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在三十余年来从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浮躁幼稚,走向成熟独立的过程。

  《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初是作为国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果而被引进大陆学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文化背景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兴,中国在经济上改革开放,在文化思想界推行思想解放运动。在此推动下,西方文学和现代哲学思想大量涌入和被吸收⑤。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承担着突破旧窠臼和单一方法论,通过“破旧立新”来实现学术的创新和现代化,以及尽快进入国际学术领域和国际化的重要任务⑥。当时大陆学界正苦于找不到学术创新点来打破50—70年代“政治挂帅”的旧有研究模式,而对当时的大陆学人来说,作为西方学术代表作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第一部由海外著名学者所写具有完整学术系统结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无论是在历史观、方法论还是批评范式上,均恰好为当时大陆学人提供了模仿学习与反思的全新切入点和契机。这也是它引起当时学界高度重视的主要原因。

  夏著对中国20世纪40年代(即第三个十年)被遮蔽的现代作家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发现挖掘和高度评价,在80年代初期启发、激起中国大陆学界对40年代文学的重视和重新考察,这是夏著的一个首要贡献,亦是夏著观点被肯定的一个原因。唐弢曾指出:“最近看到一些外国的材料,他们很重视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那一段的文学。他们认为现在中国人写的文学史,包括我主编的那一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都讲了,讲得很多,他们现在就要看我们没有讲过的。有个夏志清写了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发掘出一个钱钟书。……香港说夏志清发掘出了中国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没有注意的作家,一个是钱钟书,一个是张爱玲。我们欢迎有人发掘,过去我们这方面工作做得太少了。”⑦不过唐弢接着指出,张爱玲实际上是左翼作家发现的,并不是夏志清的功劳。——其实夏著第十五章《张爱玲》的中文译文早在50年代初就由在台湾的兄长夏济安发表在其主编的《文学丛刊》上⑧,但是由于当时大陆和台湾学界之间特殊环境导致的文化隔膜,致使大陆学界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否则夏著在60年代挖掘张爱玲的开创性举动更要打折扣了。

  虽然夏著对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启发性是多方面的,然而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文学史的写作范式上。夏志清在1963年反驳普实克的那篇文章《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中曾指出:“文学史家必须独立审查、研究文学史料,在这基础上形成完全是自己的对某一时期的文学的看法。”⑨然后再运用“归纳的方法”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文学史结论。夏著的这种“以史带论”特色显然给80年代初的学人以启示,唐弢曾以夏著为参照物来反思由他主编并于1978到1980年间出版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缺陷,认识到50—70年代因时代局限所写出的文学史均是“以论带史”的产物,指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⑩。除此之外,夏著把宏阔的西方文学作为背景,在作品审美感受的基础上广泛进行中西比较的“大历史观”,同样使唐弢他们进行反思:“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长期以来不必要的框框太多,限制了向深处发展,也限制了研究面的扩大,对于许多问题的研究还是空白,还应下大力去挖掘。……对于现代文学史上的每一个作家,评价都应该实事求是,充分肯定他们长处,不要根据政治上某些缺点一下子就全盘否定。”(11)正是夏著使唐弢认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应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在广泛吸收中外古今的文学营养的基础上,文学史还要不拘一格,不应该只是“左翼文学史”,而是“左、中、右作家都写”,更应该成为具有“一家之言”特点又不乏客观公正文学史定位的学术性著作。一部血肉丰满的文学史也由此形成自己的写作规范:应该是按照时间脉络梳理出的“文学的发展史”,有贯穿其中的主要线索和文学规律为骨骼框架,具体细致的作家作品论则是其肌肉和神经系统。在夏著的影响下,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最早和最有影响的成果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在80年代中后期就有多部以《中国现代小说史》命名的专著出版(12)。以此为开端,不断对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进行重评,亦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学术常态,亦是保持学术活力的一个有力举措。在从1988年开始的、其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今日的“重写文学史”事件中,很多学者指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启发、推动该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海外学者和著作的影响”(13)。不妨再列举新世纪之后北师大的王岳川对茅盾小说《子夜》的过低评价事件。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夏著对王岳川产生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夏著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重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和开端。虽然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在8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即使没有夏著的引介也会逐渐发展起来并产生多元化特点,但是夏著的确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和方向引导作用,却是必须要承认的一个学术事实。正如王德威指出的:“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问世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此书仍与当代的批评议题息息相关。世纪末的学者治现代中国文学时,也许碰触许多夏当年无从预见的理论及材料,但少有人能在另起炉灶前,不参照、辩难、或反思夏著的观点。”(14)可以这样说,是夏著作为一个启发点,激发、推动了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不断重写,使其在1999年前后进入一个高潮,学界出现了多部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专著,包括钱理群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下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等,可说实现了唐弢在二十年前就预示的文学史繁盛景象:“有的可以编年,有的可以依类;有的可以博采众长,总结成果,反映学术研究上公认的已有的论点;有的可以独出几见,成一家之言,说出某些别人尚未想到的新意,或论艺术创造,或重作品影响;至于发现新的作品和新的作家,更是所有文学史家应当共同负起的任务。”(15)这些文学史均拥有比较成熟的框架结构和经得起推敲的学术观点,代表着中国现当代批评话语已经被成功地建构起来,而且已经发展成熟。

  唐弢还由讨论夏著作为作家作品论的缺点和优点进一步引申出:“假使有人能写一本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书,那将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16)他的观点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新的研究范式和批评话语范畴指出了发展方向。而1989年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出版,就是一部专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诸多小说社团流派特点的文学史。夏著作为一个范本,不仅让学界认识到学术的独立性和多元性,还启发了学界生发打通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近代文学时间限制,从而把三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想法(17)。这个想法很快在黄子平等人发表于1985年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中得到实现。从此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概念拓展为:20世纪文学、近百年和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文学五十年、50至70年代等多种说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和层面。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夏著由于是大陆学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香港带回的繁体中文版的复印本,在大陆并未公开出版,主要在有限的小圈子内传阅,因此在80年代并不普及,很多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者后来是依据唐弢的观点来重写文学史,而唐弢则是在夏文的启发下提出撰写文学史的基本原则和文学史家的任务的。这种源流——夏文为源,唐观点为流——在传播过程中往往被混淆和忽视。

  夏著采用的西方批评理论方法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继续深化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夏著的理论支撑公认是英美新批评,从80年代到今日不断有学者对此特征进行精辟解读,在此不再赘述。然而它能迅速被接受也与“新批评理论”在80年代的引介和广泛传播有关(18),因为“新批评给予80年代的人文知识界新的表述方式,成为‘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潮流中最重要的理论支撑之一”(19)。这显然与80年代推崇“文学是人学”、文学“向内转”的意识形态背景密切相关。而且“结构”“张力”等新批评术语概念被融进当时“文学研究”批评话语中,丰富充实了后者所包含的文学性、审美性等概念的内涵,也成为建构迥异于50—70年代“政治挂帅”特点的“纯文学”学术理念的一个构成成分(20)。而夏志清推崇的“普遍的人性”和“不朽的杰作”的审美标准,以及“对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拥抱”的“生命观”均直接契合当时的学术背景,所以夏著在经过80年代初期的广泛批判之后,在此后的不断重评中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誉,其中不乏学界中人从不同角度对夏著新优点的不断发掘和发现(21)。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被称为夏志清学术“传人”的王德威竭力把前者塑造为运用和发扬“新批评”理论的专家(22),突出他对西方理论和西方文学的娴熟掌握,但是却无法遮掩夏著体现出的中国传统“点评”的特点。程光炜明确指出:“如果说与夏志清同时代的中国大陆文学史家由于文化政治的强迫大多与这种‘点评式’、‘眉批式’的中国文论传统发生了‘断裂’,而在大洋彼岸的夏反而使其在西学历史轨道上绽放异彩。”(23)这个评价是精准的。也就是说,夏著的“新批评”思维实际上融合了中国传统文论“点评”的某些特点,也道出了当时大陆学界易于吸收和模仿夏著的一个潜在原因——文学背景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古代文论思维方式更容易接受一些,何况夏著既提供了当时海外流行的“新批评”研究思路(西方化),又带有中国学术背景的海外华人学者特有的中国传统文论特色(中国化),还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周作人等五四运动干将的“人的文学”的观点(24),中西、内外兼备了。或许这才是夏著三十年来不断激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重新关照、模仿和反思的一个主因。不过当时大陆学者并没有发现夏著的“点评”特点(25),或曰是有意忽略,而是强调和强化他的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特征和“纯文学”观念——直到新世纪后被重重学术迷思所遮掩的“点评”特点,随着时间才慢慢被揭开和展露出来,才陆续有学者指出夏著的这个特点。其原因显然与当时“西方中心”的学术心理有关,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其具有的传统文论特征。大陆学界在80年代中期兴起“方法热”,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各种文艺理论方法的引介和运用,在该背景下英美“新批评”的理论特征被放大也就不奇怪了。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著名专家,唐弢在80年初写的几篇文章中都提到了夏著的影响(26),颇能代表当时大部分学者对夏著的态度。唐弢主要表现出两种态度:一是承认、肯定夏著重视作品审美特点的“文学批评”模式,以及由此引发了对当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状和学术模式的深入反思,这在前面已经提到。二是对夏著的否定和批判。唐弢在文章中对夏著进行批驳:“海外攻击我们,说我们对有些作家作品不够重视,我们承认。但有些作家并不像海外评论家说的那样好。他们有些人的目的就是利用几个作家来打击其他作家,他们说钱钟书写的《围城》好……但是夏志清的目的在利用他来贬低茅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不能忽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思想方面。但是艺术方面过去注意的太少了,这是不对的。思想内容也仍然要考虑,不考虑不行。他们就利用这一点来贬低我们许多作家作品。他们认为艺术应当脱离政治,离政治愈远愈好,我们不会也不可能接受。”(27)大陆学界批判夏著的文章,有据可查的最早时间是在1979年,袁良骏当时写了《误解与真知》一文“专门批评了夏著的《鲁迅》章”(28)。1983年《文艺报》还在北京召开“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会议的基调就是批判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就是说,夏著观点最初因迥异于国内鲁迅研究而引起当时学界的关注,随后很多学者针对其他章节的作家作品论,像评论茅盾、巴金、许地山、周作人等章节的具体内容进行否定和批驳,着眼点都放在夏著“反共”的政治观点上。它主要被概括为具体几点:由“强烈的政治偏见和宗教偏见”导致的反共立场(29);赞扬宣传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普遍的人性论等观点而反对爱国主义,对一些左翼作家作品评价过低(30)。这些批判显然表现出对海外汉学的反抗和警惕,却又与他对夏著的肯定性学术评价构成矛盾。有意思的是,从那时到现在的三十余年中,对夏著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就成为学术界的特殊现象,其中可以袁良骏分别发表在1983年、2007年和2010年的三篇截然相反评价观点的文章为代表(31)。这种矛盾评价同样也体现在对李欧梵、王德威、周蕾等其他海外汉学家和他们的学术上。这种矛盾态度除了折射出当时学术的浮躁和不成熟——这也是学术规范形成之初的一个普遍现象,亦隐含着颇有意味的含义,值得深究。

  今日重新回眸80年代的历史,可以看出在看似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中,其实隐含了当时诸多背景因素在里面。无论是赞扬提倡还是反对批判夏著,实际上都带有当时意识形态的色彩,与学术承载的社会责任密切相关。程光炜指出:“某种程度上,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并不只是在我们这个学科内部自我循环的学术话语,它还负载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来说最为繁重的反封建的命题。”(32)唐弢早在1982年就认识到:“应当有正确的、科学的进行艺术分析的文学评论,应当有对‘五四’以来各种风格、各个流派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分析的经得起考验的现代文学史,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33)杨义也自述写三卷本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肩负着“时代责任感”(34)。黄子平等人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结尾亦表明自身的“使命感”(35)。一个学科肩负了如此繁重的社会责任,这也是新时期以来的一个特点。因此学界一方面赞扬夏著学术上的创新求变特点,另一方面却又把它看作是国外对中国大陆学术的挑战和攻击。更何况“国外现在特别需要中国现代文学史,因为外文翻译的,还是解放初北师大丁易的那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略》”(36),只有写出既有自身民族特色又符合国际学术范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才能够改变夏志清是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权威”的现状(37)。除了夏著影响外,当时学界也开始“向内”吸取养料和重评“新月派”“学衡派”等流派。在80年代初思想解放背景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也走进春天,进入广泛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阶段。

  颇有意味的是,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章在1987年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可是这位与夏志清在60年代发生过针锋相对的学术辩论,并且与夏同样著名的欧洲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家的著作却没有产生应有的巨大影响(38)。因为在新时期的学术背景下,俄苏文学传统的主要位置已经被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学取代(39),国内学界所借助的“异域新声”也主要是指西方文学和思想理论,力图利用后者建构起一种新式的、能够与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学术接轨的批评话语体系。何况普实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和社会学倾向的批评模式是国内学者熟悉的,与当时学界试图打破的“政治批评”模式一脉相承,不能提供更新的学术借鉴。这也是夏志清称其为“官方观点”的原因。普时克对夏志清批判的原因可从后者的自述中看出:“然而普实克之所以批评我,恰恰因为我‘胆敢’另立起点,运用自己独立的判断而全然不理会中国大陆的权威批评家和欧洲少数几个相应这些权威的汉学家。”(40)普实克反而是因为与夏志清标新立异的意见相左才获得一定的知名度。他们的论争也被认为是“文艺社会学与新批评两种学术方法的一场对话”(41),彼此敌对的政治立场被有意淡化了。

  由此也可看出,随着学术氛围的不断宽松和历史背景的变迁,对夏著的评价在80年代中后期已经发生变化,一些学者有意淡化夏著的“反共”政治意识形态倾向,从学术角度较为客观地评价夏著的优点和缺点,正视夏著的“洞见”和“偏见”,并从中大量吸收学术因素用于建构自身的批评话语体系。因而对夏著的评价出现第三种观点,即从纯学术角度来评价夏著,在赞扬中客观批判、在批判中真诚赞扬。这并非是此前两种观点的折中,而是代表了当时学界对夏著审慎的基本态度:扬弃的拿来主义。虽然早在80年代初已经有个别学者持这种看法(42),但是只有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才逐渐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而且夏著曾经在80年代被批判为“政治偏见”的一些观点,时过境迁的多年之后竟然被看作是“对文学标准的执着”的产物,学界认可了夏著“坚持每种批评标准都必须一视同仁地适用于一切时期、一切民族、一切意识形态的文学”的观点(43),甚至被“翻案”当作夏著的显著优点(44)。这种随着时代学术环境变化在不同历史时代对同一部专著的不同评价,更像一面镜子,不仅能够看出时代背景,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三十余年来逐渐规范化和独立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投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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