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基础

　　通过这些年来研究的深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基础得到了清晰而充分的揭示。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早在新文学运动初步取得成果后，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但“移植”论一直占有上风，外国文学的影响被视为新文学发生的主要催动力。20世纪30年代初，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一著中提出了新文学的源头应追溯到晚明的“性灵说”，在那个时代里，尽管周作人声望很高，他的这种看法也只能属于边缘性的独异看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未必同意周作人“晚明”说中的具体观点，但其思路却在不断地启示研究者从中国文化传统自身中去寻找新文学运动发生的催生力。如果说当年陈平原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将新文学的起始上溯到1898年，重视的还是梁启超、严复等人的世界意识与现代眼光，那么，后来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文学史观则显然暗含着一种对民族想象自身逻辑的重视。其次从作家主体人格的构成看，第一代新文学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叶绍钧、郑振铎等等，几乎无不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这种修养一方面直接显在地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还是对传统文化的整理继承，甚至包括对传统文化形式的直接的运用，都显示着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熟稔与理解。20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乃是新文学作家所发起并以新文学作家作为中坚力量，即可见一斑。至于这些新文学作家在内在精神结构上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与皈依，学术界也早有议论，如日本的伊藤虎丸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极力赞赏鲁迅以传统文化的固有血脉对西方精神进行的“抵抗性接受”，而林毓生认为“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理性上反传统，情感上皈依传统，在思维方式上则是典型地传统儒家的以思想文化问题的解决来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的路径，这一看法更是在国内学界达成了共识。新文学作家主体的文化传统质素，在近20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可谓硕果累累。再次从现代新文学已有的作品来看，民族文化传统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在形式趣味，都建立起了深厚的根基。且不说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形式问题的探讨促进了英雄传奇、章回体、旧体诗、民族戏曲等形式层面上的传统形式的复归，即使在思想意识、审美情感等深层次方面，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加强，现代文学中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如果说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写的《三个叛逆的女性》还只是借古人的骸骨吹嘘些新的生命进去，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的战国史剧、南明史剧，形成了20世纪40年代戏剧创作的巅峰，无论是在戏剧的规模上还是在对历史解读的宏大气魄上，无论是在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型的历史人物的塑造上，还是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如“仁”“义”“信”、“勇”等的阐释上，都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鲁迅20世纪20年代写过半神话半历史的小说《补天》，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的小说创作《故事新编》则完全是取材于历史，尽管鲁迅说自己的初衷是要“刨祖坟”，但正是在这些小说中，体现了鲁迅的民族观历史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