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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思想倾向与批评 ——从屈原的爱国主义说起
2020年01月20日 14:48 来源:文艺报 作者:穆 陶 字号
关键词:思想倾向;批评家;作品;文学;作家

内容摘要:在中华民族的文学历史中,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始终浸润着中华文化的灵魂,悠悠不息,震响于天壤,连贯于古今,推动着中华思想文化向前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以至于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文学家。他的长诗《离骚》,是爱国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

关键词:思想倾向;批评家;作品;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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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民族的文学历史中,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始终浸润着中华文化的灵魂,悠悠不息,震响于天壤,连贯于古今,推动着中华思想文化向前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以至于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文学家。他的长诗《离骚》,是爱国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屈原的人与文,可“与日月争光”(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而不朽。其所由来,并非仅因其作品文采之瑰丽,更因其作品思想之正气。这正气,便是爱国主义的浩然之气,便是情系民众、心怀国家命运,将热爱祖国的一腔热血形诸文字的那种彪炳于史册的崇高灵魂。

  已故的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汤炳正先生曾经说过:“千百年来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和探索,是作为人格理想的追求和完善,是作为民族精神的发掘和发扬来对待的。” (褚斌杰:《屈原研究·百年屈学》,湖北教育出版社)这里所说的“民族精神”,其主要内含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屈原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有明确的是非观念,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从不含糊。他说:“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种严于自身道德修养、为天下苍生而不惜以身殉道的高尚品行,放之四海古今,亦可堪为典型。有人说,作家的才华决定作品的品位,这似乎不错,但我更认为,作家的思想才是决定作品高下境界的最重要因素。一个既无人道情怀、亦无爱国信念的作家,能够写出为人民所喜爱从而传世不朽的伟大作品者,古今中外似乎从未有过。

  有人反对文学作品与政治挂钩,似乎一涉及政治,就犯了文学的大忌,就降低了文学的品位,这是一个特大的误解。“政治”者何?无论古代还是当今世界,每个人包括作家,无不生活在社会政治之中,甚至你的衣食住行之状态,也无不与政治有关,更不用说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作家的思想倾向了。如果坚持要说:不,我写的东西是关于“人性”的,是给全人类看的,不是为什么“政治”什么“利益”服务的,是不带政治倾向的。此论看似高雅,其实无论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还是社会思想的角度,都是言不及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于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性(或曰政治倾向性)从不讳言。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说道:“我绝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思想性与现实主义》,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思想倾向性,是文艺作品的秉性所决定的,是文艺作品的题中之义,不但无需讳言,且应明确肯定。出自作家头脑的艺术产品,其爱憎是非,不管寄寓是深是浅,文野有何区别,其思想倾向都无法掩蔽,批评家对此是不应回避的。

  当今小说作品年产动以万计,欲登云山高峰,国人翘首,盼待何亟。然而计何以出?我想文艺批评应该是重要的推助因素。在我国文学史中,不仅出现过屈原这样的“惊才风逸,壮志烟高”(《文心雕龙·辨骚》)的大作家,也出现过战国时期荀况那样的大批评家。从荀子写的《非十二子》中可以看到,他的学术思想批评,是何等地广泛而又尖锐深刻。当时思想界名流,无论子思、孟轲、墨翟、宋钘,举凡大儒巨子、硕学名家,荀子对他们的批评,皆直言于笔下,毫无讳避。由于有着这种批评的氛围与“百家争鸣”的文化气场,才催生了战国时期学术繁荣的空前盛况。

  批评家的笔,贵在尖锐锋利,如针砭骨;忌在模棱两可,含糊其辞。鲁迅的批评,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批评家的思想修养,比小说家更为重要,因为批评家不仅应该是作家的良师益友,也是作家的“医生”,医生面对形态各异的健康者与病患者,必须要有“扶正祛邪”的义勇担当,要有“治病救人”的人道胸怀。惟有如此,才能使文艺批评成为文艺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批评一事,辨正容易辨伪难。《红楼梦》诞生后十多年,几乎湮没无闻,没有几个人知道它的价值所在,后经时光淘洗,终于成为不世经典。当今有些作品刚一出炉,便被与其意趣相投者匆匆推上荣誉舞台,大加宣扬,出手匆匆,令人迷惘。至于这样的作品,社会读者如何评说,时间老人对它检验如何,则可不必多管多问。最怕这样的作品,被批评家以华丽的语言包装起来,将严肃的批评变成廉价广告,真伪难辨,使人迷惑。正如两千年前荀子对当时某些思想流派批评的那样:“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荀子·非十二子》,中华书局2016年版))以古喻今,岂不可以令人鉴戒吗?

  文学是思想表达的艺术,没有思想的文学,或者说没有进步思想的文学,任其行文多么巧妙,笔墨多么“纯粹”,也难以成为钟鼎之音。揆之古人之作,同是观感抒情,李煜写道:“浪花有意千里雪,桃花无言一对春。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侬有几人。”(《渔父》)辛弃疾写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前者耽于享乐浮华之私,后者则气象千古,忧国万里;前者令人颓靡,后者使人奋发,两者的“化人”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再如,话剧《白毛女》能激发民众对地主的阶级仇恨,有助于土地革命的成功;而历史上“四面楚歌”的歌声,则使得楚汉之争的垓下之战,楚军离散,一夕败亡。这就是文艺的作用,就是文艺的“思想倾向”可以“移性”“化人”的最简单最明了的诠释。

  梁启超曾经这样说过:“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文字移人,至此而极。”缘于小说的这种特殊的“化人”作用,梁启超呼吁:“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梁启超学术论著集.·文学卷》:《文论丛录·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 小说的这种“化人”作用,向文学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小说的思想倾向不能忽视,它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意义不可忽视。

  尚有可议者。作家有不同的思想倾向,批评家也有不同的思想倾向,故对一部作品,出现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并不鲜见。评论家不是真理的终裁员。倘若批评家对作品的评论,表扬多于批评,或者学理性的泛评多于针对性的具评,便往往流于疏阔玄远,不接地气,读者不知所云,作者也被弄得轻飘飘如在云雾中游走,只不过享受一番被抬上评坛的满足。如此,批评的推助作用便会大打折扣。在新时代的今天,文学需要大批评家,尤其需要具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批评家。肯定杰出之作,批驳伪劣之作,匡正缺失,鼓励创新。这样做来,比一味廉价说好,更能彰显批评家的胸怀气度与责任担当。因为这样做了,是对文学建设的贡献,也是对社会进步的贡献,便是文学之福,国家之福。

  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不可分离。对作品的批评,不能只谈艺术,不谈思想。作品的思想,也就是作家的思想。思想的真善美的内涵,既是“人性”的,也是“时代”的。扬善抑恶,让人生与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应当成为一切文艺作品最值得弘扬的永久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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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穆 陶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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