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的电车里看到过这样的广告词：“无需合祀，你一个人的纪念碑。”

　　墓园公司的广告，预设受众显然是高龄女性，更大可能是丈夫先行去世的独身高龄女性。因为厌恶丈夫甚至不愿在死后接受夫妻合祀，这样的女性人数之多居然足以构成商机了，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外。

　　结构上看，是典型的日语表达。“ぁなた(你)だけ　(一个人)の(的)記念碑”。前面使用一连串平假名词汇做定语，最后是一个汉字词汇的结尾。以本土的平假名表达情感，以外来的汉字/片假名表达抽象，柄谷行人认为这种二元结构是日语乃至日本文化的重要特色。严格说来，墓园里树立的应该是墓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纪念碑。所以广告词说“你一个人的纪念碑”，在观者心中唤起的与其说是具象的墓碑，不如说是抽象的“纪念碑性”。

　　结尾的“記念碑”三个字也很有趣。“記念”和“碑”都是很早就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汉字词汇。从中国这边的词汇发生史来看，“碑”字的传入更要远早于“記念”。但二者组合而成“記念碑”一词，罕见于中国古典，反而可能是日本人在明治开国以后为翻译欧美词语而以汉字造作的新词，也对应了近代日本都市中渐次普及的各种“洋式”纪念碑实体。汉字、欧美语、洋式碑，包含了三重外来意义的“記念碑”一词在日本人心中唤起的感觉，与中国人说起“纪念碑”时相比，还是有微妙的差别。虽然后者大概也是近代从日本再输入的。

　　不过更引起我遐想的是，石碑作为一种纪念物在古代日本的流行，比“碑”这个汉字的输入更是滞后了若干世纪。位于千叶县的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中，有一处特别展区，唤作“石碑小径”，据说是受到了西安碑林的启发创意。但与碑林的名碑如林相比，这里的确只能以“小径”称之。不到五十米的回廊里，仅仅汇集了十八座石碑的复制品。而这，已经是日本六世纪至十一世纪五百年间留存下来的全部石碑。

　　在石头上刻字，似乎是很自然的创意。日本列岛并不缺少石材，六世纪时汉字也输入已久。而且这一时期正值大和朝廷大规模引进大陆文物，所谓“唐风文化”盛行于世。一批批被派往中国的遣唐使们，在长安、洛阳乃至神州各地，一定曾多次目睹过那些宏碑巨构。然而，他们竟无动于衷么？　放眼华夏周边，高句丽早在五世纪初就树立了“好太王碑”，其中还专门夸耀了好太王在半岛南部对“倭国”的军事胜利。到了八世纪，与“天可汗”的声威相应，甚至在蒙古高原腹地也有了“阙特勤碑”等唐式石碑。

　　“石碑小径”展示的十八座石碑，半数以上是佛寺遗物。其他就地域而言，多分布于今天的日本关东和东北地区。这里相对于以奈良、京都一带即所谓“畿内”为中心的大和国家而言，可以称之为“大和边缘”。位居中心的大和精英在引入大陆文化以为己用的时候，应该是有意识地将石碑排除在外了。正如在汉唐制度中居于意识形态顶端的祭天礼仪，也未曾被为大和国家所接受，因为祭天的原理与天孙降临神话并不契合。其中的脉络，耐人寻味。

　　那么，石碑为何会出现在“大和边缘”？　从地理上来说，这里距离大陆比畿内的朝廷更为遥远。与唐风文化盛行的京城相比，似乎是更为蛮荒的化外之地。如建立于762年的多贺城碑　(位于今日本东北的宫城县)　即云：

　　多贺城，去京一千五百里，去虾夷国界一百廿里。

　　“京”指平城京。“虾夷国”则是大和朝廷对尚未征服的东北人群的统称。道里远近的强烈对比，凸显的正是多贺城在日本古代国家的边缘感，与热门美剧　《权力的游戏》　中的“临冬城”差相仿佛。可是，石碑却出现在了这里，而非“君临城”。

　　谜底或许就隐藏在多贺城碑记载的“去靺鞨国界三千里”中。靺鞨国一般认为指中国东北的渤海国。渤海与大和朝廷早有国交，屡见于中日史籍记录。但多贺城碑未再提及任何其他日本列岛以外的政权。石碑并非大和定制，碑文里又特意书写距渤海国的道里远近，显示这一巨碑刻写和树立的背后，或与当地的渤海移民关系密切。同样是建立于“东国”地区的山上碑和金井泽碑　(位于今群马县)，形制上与新罗石碑颇为接近，都是对天然岩块进行简单加工后直接刻写，也被认为是受到了当地新罗移民群体的影响。

　　今天，这些当初兀然树立于“大和边缘”的石碑，都已经是日本国的“重要文化财”，甚至申报了“世界记忆遗产”。而曾经活跃于东国的渤海人、新罗人和虾夷人，也早已不见踪影，被“合祀”于“日本人”了。从中看到“你一个人的纪念碑”，或许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