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半个多世纪前，侯外庐创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学派。阅读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我们有这样一个体会：思想是历史的精华；无论是对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社会思想还是对思想家的认识，都需要紧紧把握其所处的社会。几十年过去了，虽然侯外庐认为中国国家和文明社会形成的时间是在殷周之际的观点早已过时，已被新的史学研究和大量的考古发现否定，但我们对他提出的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城市国家”论和“维新变革”论，即他以“城市国家”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路径，并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并非像古希腊罗马那样脱离了血缘关系，而走的是“保留氏族制度的维新之路”，等等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所走的独特道路的著名观点，依然记忆犹新；侯外庐这种力图探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独特途径的科学精神，至今有它的现实意义。作为晚辈后学，我们在撰写中华思想通史时，首先应注意的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相互照应，也只有这样做才会别有一番天地。

　　古代中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与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相比，在国家形态、国家结构、社会阶层、生产方式、生产力，乃至自然生态环境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别，从而使二者的历史发展道路都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在这样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社会思想、伦理思想、宗教思想乃至哲学思想，当然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就是要在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同时，做出理论上的创新；在探讨中国从古至今的思想特质及其演变的基础上，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

　　二

　　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还应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对中国社会历史研究有多深，中华思想史的研究就能走多远。中华思想史中各个阶段的思想特质是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先秦史研究为例，与侯外庐出版《中国思想通史》的20世纪50年代相比，今天我们对先秦社会的研究已大大地深入，并获得了相当多的突破。在这里，让我们从先秦史中的原始社会史、夏商西周史、春秋战国史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突破谈起。

　　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突破依赖于中国史前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史前考古学及其研究的长足发展表现为：

　　（一）中华大地各地域考古学文化谱系已建立，这不但使得我们在阐述各地社会发展和文明起源时，对各地发掘资料年代和文化属性的处理上有一个时空坐标；而且对各地各个文化圈的相互交流、影响、交互作用的研究以及比较研究，都能对准焦点，找准可比性，不至于出现时空错乱。

　　（二）中国史前聚落考古学近30来年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使得我们能够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来研究史前社会形态的演进。事实上，20多年来，在研究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课题上，我们以聚落形态和社会形态为主，去整合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架构起与欧美学者相区别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论，提出“由史前平等的农耕聚落，发展为初步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再发展为都邑国家”的“中国文明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并将中国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概括为五个阶段：史前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邦国）—夏商周三代王朝和王国—秦汉以后的帝国。这实际上也是从国家形态演进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对此，有学者评价说，这是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塞维斯的“酋邦理论”等理论模式相并列的、具有“中国叙事”的新的理论模式，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社会复杂性演进过程的一次深入的有重大学术创新意义的探索”。

　　（三）中国史前考古的一些重大发现，不但对探索原始科学技术、天文历法等有进展，而且通过它们也可以对考古学资料所反映的精神现象、思想意识形态、原始宗教思想等进行研究。例如，距今5300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87M4号墓葬随葬的玉龟和玉龟内所夹的表示“天圆地方”和“四极八方”的玉版，就对研究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具有朴素辩证思想的八卦的起源提供了史前社会的实物资料。再如，河南杞县鹿台岗发现的内圆外方的“十字形”建筑物所反映的由测定四方转换为测定四时（四季）的天文历法技术，以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出的观象台建筑和测定日影的圭尺，为探讨建立在天文历法上的宇宙观以及“地中”观念提供了难得的考古学依据。诸如此类，还可举出许多，这些都是可以说明当时原始宗教思想的重大发现。

　　我们将中国史前考古发现转换为对中国原始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不但填补了中国思想通史研究中的原始社会思想史的空白，而且也成为我们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的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