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古代英雄，一个退位君王，正当壮年却被亲生儿子活活饿死，这是怎样的惨烈情景！我们不禁发问，骇人听闻的悲剧是如何引发的？谁是这场悲剧的主角？谁又该为这场悲剧负责？

　　这场悲剧的主角便是赵武灵王赵雍。作为战国中后期的赵国君王，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推行“胡服骑射”政策，赵国因而得以强盛，并因此流芳后世。剧作家郑怀兴的近作《赵武灵王》（2015年11月由福建京剧院首演），讲述的不是赵雍的丰功伟绩，而是围绕着“沙丘之乱”展开剧情，从赵雍禅位幼子开始写起，直到饿死沙丘。

　　此剧对于历史的改动主要有三处：废长立幼本是在王后吴娃死后，该剧改为吴娃生前；沙丘之乱发生在禅位幼子的四年之后，该剧缩短了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距离；吴娃本已早逝，该剧推迟了她的死期，改变了她的死因。这些改动，增加了情节的强度与因果关联的密度，使得戏剧效果更为浓烈。在写法上，该剧虽是顺时针叙事，但故事逻辑严密，情节环环相扣，观众虽明知故事结局却能被剧情吸引，被人物打动，始终保持观看的紧张感。同时，采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将回忆与幻觉的有机穿插、直观呈现，不仅开拓了故事的时空，而且有利于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

　　赵雍因何而死？长子赵章本无过失，赵雍宠爱吴娃，才会“爱屋及乌”废长立幼，这是第一步错。他仓促禅位，这是第二步错。他暗谋分封，为了秘密行事，不让吴娃担忧，赵雍以踏勘寿穴为由，带着一干人等前往沙丘，谁知此去竟成永别，沙丘成为他的葬身之地，这是第三步错。

　　一步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的步步都会错。赵雍的第一步错，虽然为悲剧埋下了祸根，但他若只是独自后悔，不暗谋分封，就不会诱发赵章的非分之想，也就不会导致沙丘之乱。赵雍的第二步错，虽然难避“视王位如儿戏”之嫌，但他若甘心当个不干政的主父，也就不会导致沙丘之乱。因此最关键的是第三步错，赵雍以为“赵家仍是我为长，大事当由我主张”，谁知肥义一心护朝纲，不从他计。祸端已被挑起，事态的发展就不由赵雍控制。赵章利用赵雍的悔改之意，听从手下田不礼的教唆，急于夺位，他暗中布局，杀死肥义，并派兵围攻赵何行宫。赵何已起疑心，他调兵遣将，急召赵成前来救主……一场内乱平地起，腥风血雨古沙丘！护子不成，眼睁睁地看着赵章被赵成刺死，赵雍追悔莫及。

　　但悲剧的发生应当完全归咎于赵雍自己吗？人性经不起考验，“禅位之举”就像一块试金石，验出了众人的真实面目。恰如内侍优孙所言，“子一成王，父就变臣了！”因此，让赵雍伤感的，不仅是大权旁落，也因为“众臣只认权来人不认，将退位的主父冷落在一边。”正因为有此感悟，他才能体会到赵章被废之后，遭受的冷落与痛苦，才会想要纠错，为赵章讨封补偿。而赵章若是安分守己，就会劝导父亲，但他早先无故被废，心有不甘，蓄谋已久，只等时机的到来。兄弟争权，是早晚之事，赵雍的提议，只不过加快了这一进程。至于赵何，在阻止母亲吴娃前去沙丘时，他的一句旁唱表露了真实想法，“切勿让父子情误了国事，为社稷只得囚父于牢笼！”社稷稳定是冠冕堂皇的借口，为保自身安危，父亲被围困，赵何只有装聋作哑。大红马为主人撞墙而死，亲生儿子却置父亲的生死于不顾，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漫天风雪中，舞台上缓缓升起一副象征赵雍的巨大面具，赵何率众臣跪拜，宣封赵雍为“赵武灵王”。这样的尾声处理，更为彰显了此剧的悲剧意蕴：在权力与利益面前，亲情何其脆弱。

　　各种因素的叠加，酿成了最终的悲剧——“武灵遗恨满沙丘，赵氏英明从此休”。赵雍要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事情也不至于发展到如此地步。他与其说是饿死，不如说是心碎而死。在剧中，赵雍哪里知道，吴娃“孩儿逼不得，救夫也不能”，她左右为难，已经撞柱而亡，一缕孤魂飘往沙丘。因此当优孙告知此消息，赵雍大叫一声，继而仆地。生已无牵挂，死又何足惜？在幻觉中，吴娃果然找来了，两人合骑大红马，驰骋天涯……

　　这样的悲剧，令人联想到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赵武灵王》与《李尔王》的相似之处，在于主人公的悲惨结局——因自身的独断专行犯下的过错，以生命为代价也无法挽回；也在于对亲情、对人性的追问。为何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难道这样的悲剧只会发生在帝王宗室身上吗？答案在每个人的心中。“父慈子孝”甚至“父不慈子孝”是一厢情愿的理想图景，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虚构作品中，“父慈子不孝”“父不慈子不孝”比比皆是。只不过普通人家手足相残的悲剧，伤心规模没有那么庞大，影响程度没有那么深远。一个剧本的优劣之别，不仅在于它的情节编排如何出彩，不仅在于人物形象是否鲜活，而且在于主题内涵是否深刻。那么，判断主题内涵是否深刻的标准之一，就是它能否透过具体的故事剖析复杂的人性。赵雍之死，令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赤裸真相，然而这个真相往往令人不安。

　　（作者：郑宜庸，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