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

　　聂隐娘的故事发生在田绪、田季安时代的魏博。这一时期是唐代中央权威日渐瓦解的衰世，但正是这样一个朝廷与藩镇、藩镇与藩镇之间不断发生着明争暗斗、合纵连横的变动时代，为聂隐娘这样传奇的出现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闰二月，朝廷接受仆固怀恩的建议，分别任命史朝义的降将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薛嵩为昭义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防御使，以招抚的方式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在表面上恢复了帝国的平静。在唐廷安置安史降将的四镇中，除昭义在辖境几经分合后，转归唐廷控制，反倒成为朝廷遏制河朔的前哨阵地外，余下的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河朔三镇。骄横跋扈的河朔三镇拥有不入版籍、不输贡赋、自行委任官吏、节度使之位由父子兄弟自相承袭种种后来得到唐廷默许的特权，唐人习惯称之为“河朔故事”，“虽名为藩臣，羁縻而已”，以此为标志揭开了藩镇割据的时代序幕。从传统的观念来看，这当然是唐代中央权威日渐瓦解的衰世，但正是这样一个朝廷与藩镇、藩镇与藩镇之间不断发生着明争暗斗、合纵连横的变动时代，为聂隐娘这样传奇的出现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外来武夫经营下的魏博

　　聂隐娘的故事是以魏博为舞台展开的，而在河朔三镇中，位于最南面的魏博虽然在后世被公认为其中实力最强者，但起初唐廷不过仅于魏博德沧瀛置防御使，可以想见当时田承嗣在四镇中可能算不上强大，而且与幽州、成德这些在叛乱之前便被安禄山直接控制或与之毗邻的地域相比，南面的魏博不仅位于河北的腹心，更是文化繁盛之地，山东旧族不少便出身于此，周边的不少郡县还曾响应过颜杲卿反抗安史的起义，恐怕算不上是浸染胡风的地方。而作为外来的异乡人，田承嗣能不能在魏博站稳脚跟，割据一方，最初恐怕还是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但也正是这位来自北方平州、世代为卢龙军裨校的强悍人物，用自己铁血而高明的政治手腕奠定了魏博在中晚唐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田承嗣经营魏博之始便意识到了这种危机，《旧唐书》本传云其“虽外受朝旨，而阴图自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迅速扩充军力。另外可以注意的是，魏博的军事基础并不完全仰赖来自北方的胡骑，而是拣选魏博当地的丁壮充任，强烈的乡土意识成为日后魏博军队的重要特质。作为传统的富庶地区，魏博的财富与人力也足以支持田承嗣“重加税率”的扩张政策，这是其比其他藩镇优越的地方。另一方面，田承嗣的运气也不错，仆固怀恩的叛乱使得唐廷一时无暇东顾，客观上给了他喘息的机会。作为叛顺不定的强臣，田承嗣在传统史家眼中的形象自然算不上光彩，因而也不会正面评价他的政治才能，而其故吏裴抗撰写的《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则对他治理魏博的业绩大肆宣扬：“初，公之临长魏郊也，属大军之后，民人离落，闾阎之内，十室九空。公体达化源，精洁理道，弘简易，刬烦苛。一年流庸归，二年田莱辟，不十年间，既庶且富，教义兴行”，这种给逝者贴金的文字固然同样不能太过当真。但经长期战乱之后，田承嗣大约在稳定魏博局势，恢复社会生产方面还是颇有一番作为，否则很难解释一介外来武夫仅凭横征暴敛的高压统治，便能在短时间内将一个传统汉文化的核心区改造为抗拒朝廷权威的壁垒。

　　羽翼渐丰之后，田承嗣的桀骜不驯便显现出来，与其他的藩镇相比，他并不仅仅满足于保境自守，而是抓住一切机会拓展自己的地盘，挑战朝廷权威。大历年间田承嗣挑起的“一文一武”两件事情很能显示出他的性格，一是在大历八年（773），田承嗣公开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营立祠堂，并颂扬他们为“四圣”。朝廷拿他没有办法，只能又赏给了他一个同平章事的头衔，换取他拆除祠堂，勉强保全了些许颜面。面对田承嗣的挑衅，代宗皇帝“以黎元久罹寇虐，姑务优容”，只能祭出“和亲”的旧戏法作为绥靖的手段。大历九年（774）许诺将永乐公主降嫁给田承嗣的儿子田华，但田承嗣并没有罢手的意思，紧接着在大历十年（775），他煽动昭义部将裴志清作乱，驱逐节度使薛崿，借机将相、卫、洺、贝四州收入囊中，大大扩展了实力。这次唐廷终于不能坐视不管，发兵征讨，双方大打出手了两年有余，但朝廷并没占到什么便宜，只能找了个台阶赦其罪了事，还赐给他铁券以示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