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留意鉴藏资料，尤爱冷僻而有趣的人物，法国人杜柏秋（Jean Pierre Dubosc）恰在其列。近读陈麦青先生《杜伯秋其人其事》（刊4月27日《上海书评》）一文，绕梁三日意犹未尽；只是间有手民之误，取校《福庵印缀》，其中文名字的“伯”当为“柏”字。

　　话说“柏秋”二字大概是杜氏四十年代后改用的中文名字，早年他用的是“博思”二字。杜氏长期定居北京，说得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与南北艺林人物都有些交情。黄宾虹对他颇致嘉许，在书信中每每提及，如致朱砚英一札写道：

　　故都有法国杜博思君尝嗜中国画，颇多领悟，近年收购名画甚多，曾影印自藏古画册。

　　黄宾虹所说的古画册曾经在书店见过几次，装帧十分特别。书是瓷青面线装，有竖写的《宝绘集》签条，看起来和一般的线装书并无二致；但将书翻转过来，依照西式书口朝右的习惯，封底就成了“封面”，这一面贴着横写的英文书名“PAO HUI CHI”。

　　书内说明收录虚白生室所藏的十二幅明清画。虚白生室是杜柏秋最初的斋名，是取《遵生八笺》“方寸之室虚白生，此清境可爱。……方丈之室虚白生，此静又更可爱”之意。

　　《宝绘集》的编订，曾得到杜氏好友傅惜华的助力。1937年3月5日，傅惜华在《二西堂日记》中记道：

　　晚间赴杜博思家宴，并为其参订编印《宝绘集》事。归家时，已近午夜，就寝。

　　傅惜华博学多才，且以藏书精良而驰名，其碧蕖馆所藏版画能与郑振铎相颃颉。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傅惜华的影响，杜柏秋也致力于收藏明代版画书籍。

　　1944年7月2日至15日，杜柏秋任总务长的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举办“明代版画书籍展览会”宣传和介绍明代的木刻版画书籍。展品分甲乙二组：甲组为从永乐朝到崇祯朝的版画图书一百零一种，乙组为释道经卷，共收四十四种。为配合展览，编印了《明代图画书籍展览会目录》，书前有署名“杜柏秋”的中法文对照序言，写道：

　　中国版画艺术史，尚待撰述。寝至晚近，郑西谛先生（振铎）始于民国三十年出版其所著中国版画史图录，显欲弥补此缺。是编都二十卷，已印行者共十六册。

　　曩者日本大村西崖氏于民国十五年，亦曾汇辑版画书籍多种，刊行于世，名曰图本丛刊，惟无研究文字耳。

　　更早则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二氏二十年前在中亚之发现，颇能启示中国印刷之起源；今日所知最古之版画印刷，厥惟在该地发掘之唐咸通九年雕版插图金刚经（鸠摩罗什译），其镌刻技艺，殊称精美，显见非初习雕作者所能一跃而臻之境界。出土之古物中尚有单页图象，其中有为五代北宋间所刻者，此类出自敦煌而为当地所刻之图象，据学者推测，系仿中国内地之原型而作；即此可证木刻艺术，发轫于晚唐；然其起源，实与最早插图书籍，不可混为一谈。

　　此类图象，渊源虽古，然其影响所及，经久不灭，尤以释道经典为最；盖明代经卷图象与唐代印行者风格仍极相似。但就经卷图象观之，木刻艺术之演变过程并不明显；而进展最显著者，莫如列入本目录甲组中之书籍；此组中除一二例外，皆非释道经典。

　　中法汉学研究所举行此次展览会，其目的有三：一为陈列明代版画书籍，以呈示木刻艺术在有明一代演进之过程，盖明代为中国版画最发达之时期；二为引起观众注意目录乙组中与古型最相似之插图经卷；三为将版画书籍，大致依派分类，冀于中国木刻史之研究，略有贡献。

　　为分别各类图象起见，傅惜华先生特于例言中试撰专辞，俾以精确方法说明每图之形式。傅先生不仅以其专门学识编撰本目录，并慨允将其藏书中珍本多种，借与本所陈列，谨此表示谢忱。

　　此次展览虽以傅惜华的藏品为大宗，但杜柏秋也贡献了三十余种展品，包括两部残本——明万历玉茗堂刻本《汤海若先生批评琵琶记》和崇祯原刻《十竹斋画谱》。旧时的藏书家常有“完缺之见”，但黄裳先生常常说残本可重，只有像郑振铎等通人才明白这个道理。存世《十竹斋画谱》多为清人翻刻，而杜氏所藏为明刻明印的棉纸本，相当少见；而《汤海若先生批评琵琶记》则是出自名刻工刘次泉之手，同样是传世善本。

　　杜柏秋不弃丛残，想来已经深谙明代版画书籍收藏之道。1946年赵万里撰成《〈程氏墨苑〉杂考》，刊于《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文后附记写道：

　　传世的彩印本《程氏墨苑》极为罕见，赵万里考订所用底本为王氏（王孝慈）藏本，当时已入藏北京图书馆；而陶氏（陶湘）藏本则在郑振铎处，郑先生曾感慨称：“此‘国宝’也！人间恐无第二本。余慕之有年，未敢作购藏想。不意于劫中竟归余有，诚奇缘也！”杜柏秋的藏本超越两者，不能不说其眼力和境遇过人。此时，杜柏秋的斋名已改称“柯青馆”。

　　1946年，“在中国战乱的恐慌中”（《卢芹斋传》语）杜柏秋携眷逃回巴黎，此后杜氏致力于明清书画的鉴藏和买卖，再无“巴黎杜让氏柯青馆”藏书的消息。不知这些国宝级的善本最终是留在国内还是散出海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