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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街十里一城春》的稿签、手稿及其它
2018年12月19日 16:17 来源:文艺报 作者: 字号
关键词:散文;秦牧;花市;手稿;新时期文学

内容摘要:1961年,秦牧创作了散文《花城》,描写广州人于春节期间逛花市的情景,并借此讴歌了新时代、新生活。此后花市是广州春节的传统活动,停办多年后,在粉碎四人帮后又恢复了。今年的迎春花市,盛况空前,在广州花市的历史上涌起了新的高潮。

关键词:散文;秦牧;花市;手稿;新时期文学

作者简介:

  1961年,秦牧创作了散文《花城》,描写广州人于春节期间逛花市的情景,并借此讴歌了新时代、新生活。此后,《花城》成为秦牧的散文名篇。17年后,也即1978年,秦牧再次聚焦广州花市,创作出了《花街十里一城春》(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花街十里一城春》堪称《花城》的姊妹篇。这篇散文虽不如北岛的诗歌、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那样一经发表便引发文坛强烈反响,虽不能如它们那样以其深刻思想和审美力量对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和价值体系的重构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作为产生于“新时期文学”源头的这篇文章,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一

  以下是1979年2月5日有关该文的稿签:

  花市是广州春节的传统活动,停办多年后,在粉碎四人帮后又恢复了。今年的迎春花市,盛况空前,在广州花市的历史上涌起了新的高潮。作家秦牧同志的心灵像被一根鹅毛撩拨似的,痒痒麻麻,不禁再次挥笔抒情。二十多年前,他曾多次写过这类散文,此次是“花市新写”,确有新意。一增加了知识性的内容,一增加了些生活气息的内容,一增加了些哲理性的议论。

  可能还未来得及推敲,文字不够干净,细密,虽然如此,仍不失是一篇较好的散文,似可发三月号。

  高远 2.5.

  同意高远的意见。这类知识性的散文多年不见了,此稿从文字来讲,尚不流畅,但有内容,我们可在文字上稍加加工后考虑用。最好发三月号。请审处。

  周5/2

  同意。需精炼一下。发三月号。

  刘剑青5/2

  《人民文学》实行较为严格的三审制,即一篇文章必须经过责编、分管、副主编(或主编)逐级审议并认同后才能发表。该文亦然。首先,责编高远给出初审意见:一、从内容上予以充分肯定,即“确有新意。一增加了知识性的内容,一增加了些生活气息的内容,一增加了些哲理性的议论”。二、从文字上予以否定,即“文字不够干净,细密”。在他看来,这篇文章虽有瑕疵,但瑕不掩瑜,认为“不失是一篇较好的散文”,故建议发三月号。其次,分管领导周明(时任散文诗歌组组长)给出二审意见:一、同意初审者的看法,认为该文“有内容”,认为这种“知识性的散文多年不见”,故有发表之必要。二、针对该文在文字上“尚不流畅”的缺陷,建议由编辑予以润色或修改。最后,负责终审的刘剑青(时任副主编)做出准予发表的决定,但前提是“需精炼一下”。总之,他们之所以同意发表这篇文章,其根本原因在于看中了该文在内容与风格上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并非“此时”才有,而是早在五六十年代便已生成并为读者所熟悉,即高远所谓“知识性”、“生活气息”、“哲理性”,只是因为“文革”的发生,才使之沉入历史底层,久不见天日。“新时期”的到来,为其浮出历史地表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和舞台。事实上,这种风格和内容在“新时期文学”创生阶段显得弥足珍贵。因为作为“稀缺资源”之一种,它们率先从教条主义写作(比如:“三突出”、“政治第一,文学第二”)惯性中获得部分解放,并以其内容的繁丰、表达的真切和风格的新颖,为当代文学转型和发展开了一个好头。另一方面,这一案例也再次表明,文学期刊编辑通过筛选、编发稿件,以及在此过程中围绕文本所发生的各类审读意见或微评,也为“新时期文学”在最初几年的“出场”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花街十里一城春》的手稿载体为每页300字的方格稿纸,共17页,全文4500多字。字数不多,但文本修改幅度较大。根据上述稿签内容可知,手稿本大量异文的生成,是由于责编对一稿的主动修改所致。这些修改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纯粹技术性的字句疏通,另一类是大幅度的句群或段落删除。前一种修改较为常见,仅限于语言文字上的修修补补,不改变前文本的语义体系;后一种已远远超出文字层面,大大改变了原文本的语义系统,并与文本之外的世界发生深度关联。其中,手稿中被编辑删掉的三个段落尤引人关注,特摘录如下:

  手稿第2页:原因无它,同一桩事情说两三次,就觉得未免俗套。再说,多写几篇这样的文章,就有一些种花师傅、园艺老手,把你引为同好,跑来找你交流“种花经验”,其实,我只有时喜爱观赏一下花卉的普通群众中的一个,什么园艺本领之类,往往一问三不知,只是幼稚园的水平。再说,多写几篇这样的文章,又有一批样子“左”得离奇的人物,以为你想引导人们脱离政治,鼓吹“资产阶级情调”,就怒发冲冠,跳出来数说你的罪状。这种情形,有时未免使人感到幽默。因为这样,我就好久不再写关于广州花市的文章了。

  手稿第3页: 迎春花市在广州最少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它原本从来没有中断过,横行一时的“四人帮”却一度使它中断了。它从来没有涌起这么盛大的高潮,今年却涌起这样的高潮了。

  手稿第4页:告诉远方的读者,让大家共同来领略南国旖旎的风气。真的,在全国一步步走向大治的日子里,在劳动人民都能赏花买花的日子里,在人们准备迎接春后大干,期间凭借花市嬉春闹春的日子里,种花人的辛勤和智慧,劳动人民心情和意趣,都是很值得我们体会和赞美的。

  很显然,上述删除应是较大幅度的文本修改,但仔细揣摩其删除动因,似又不完全如稿签中所言。之所以删除手稿第2页中的这一段,也很可能与其内含不合时宜的敏感话语有关,即“又有一批样子‘左’得离奇的人物,以为你想引导人们脱离政治,鼓吹‘资产阶级情调’,就怒发冲冠,跳出来数说你的罪状。”描摹花花草草,抒发一己独特情感,向来是文学表达的重要维度,但在某些非正常时期,背离文学本体的教条化阐释时有发生,甚至动辄上纲上线,给当事人造成身心伤害,如此一来,写什么与怎样写也成了较为敏感的政治问题。被编辑删除的这段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秦牧在手稿中所言似并非空穴来风。之所以删除手稿第3页、第4页中的这些话语,可能因其稍稍游离主题之外且议论空泛有关,也可能是为执行副主编审读意见(“需精炼一下”)使然。但不管怎样,其删除行为已部分地改变了原文本的语义体系,作者要表达的部分愿景被遮蔽。

  三

  这篇散文在风格上继承了作者在60年代形成的那种融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于一体的书写传统。这是“新时期文学”在创生时期的一个实践向度,即回到“十七年”,并以此为“起点”,继承或拓展未竟的文学道路。在最初四年(1976、1977、1978、1979),“十七年”文学业已生成的文学品质,成为支撑或推生“新时期文学”(创生阶段)的一个重要精神原点。或者说,正是一大批从“十七年”归来的作家、诗人在“文革”后的集体涌现及创作,从而为“新时期文学”的发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秦牧及其散文创作颇具代表性,对其深入解读,将有助于丰富与加深对发生期内“新时期文学”特质的认识。

  “文革”结束后,对于秦牧这一批主流作家来说,虽然对时政意识的紧密追随依然如故,但此时期他们的创作较以前也表现出了更鲜明的个人化风格。比如,对秦牧而言,赏花是一种极其私人化的个体行为,而对花市见闻与感想的文学表达更是如此。《花街十里一城春》尽管也紧随主流意识,也深深打印着“颂歌模式”的印痕(“今年的广州迎春花市,可以说也负担了政治上报春的使命,宣告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也透露出艺术上百花齐放的讯息。”),但这类话语毕竟少多了。事实上,它并不影响或遮蔽另一种审美趣味的集中呈现,即个人化表达不再像以前那样禁忌多多,它已登堂入室,其合法性已毋庸置疑。然而“合法”也并非一蹴而就,在当时语境中,秦牧的担心与自辩——即对来自“左”得离奇的人物的指控保持警惕——不是没有缘由的。文学与历史的内在纠缠以及演进的复杂性在此也展露无疑。

  秦牧在1978年前后的文学实践不期然暗合了后来“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主导方向,即日常化、个人化写作。当然,不能说秦牧此时期的写作已是后来的“个人化”,但作为转型期内的文学创作,其在“大”(国家、民族、阶级、革命,等等)与“小”(人、人情、人性、人与自然,等等)之间所做出的偏于后者的折中实践,却也较早展露出了个人化写作的审美倾向,则是不争的事实。这篇作品可为代表。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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