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来日前做客上海思南文学之家，推广六卷本《机村史诗》，虽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为题，谈的中心话题却是语言。阿来说，语言问题对他的写作而言，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有时甚至觉得，文学第一是语言，第二是语言，第一百零一还是语言，思想、文化什么的，都没那么重要，如果没解决好语言问题，所有问题都是白搭，语言问题解决好了，很多东西就迎刃而解了。”

　　创造性的翻译丰富了现代性的表达

　　阿来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关乎他对文学创作的深入思考，也与他小时候的生存经验有关。他从上小学时才开始学习讲汉语，首先从简单的绘画开始学，但读多了汉语后就发现一个问题，文学作品当中描述的很多生活，还有大量语言提供的经验，都跟他生存的世界没有关系。这就促使他思考，如果他用这种新掌握的汉语来讲述他的生活，它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我那样想，不是说我那时就想到要搞文学，我那时都不知道世上还有一种叫作家的职业。但这样一个问题始终在我心头，我们在使用一种语言，这个语言当中却没有包含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不知道这种生活经验在新的语言当中该如何表达。”

　　等到很多年后，阿来开始接触小说，尤其是翻译文学，他醒悟到翻译文学其实直接或间接地回答了他的疑问。他举例道，虽然东西方都有狩猎文化，但在我们的汉语文学作品里，很少把它当作正面的对象来书写过。而狩猎文化在西方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里却有很丰富的表现。梅尔维尔、杰克·伦敦、海明威、福克纳都写过狩猎经验。“读了福克纳的《熊》及类似的小说后，对同样有过丰富狩猎经验的我来说就很有亲切感，至少比读《红楼梦》有亲切感。我不是读的翻译小说吗？我就想到，翻译能把一种事物很成功地转移到另外一种语言当中来，而且还能把那种经验保存得如此鲜活，如此完整。”

　　对阿来而言，他后来学习的汉语与最初就会的藏语之间，就存在这样一种“翻译”的关系，因为母语不是汉语，使得他能隔开一段距离观察汉语的演变。阿来说，通过观察，他发现从先秦诸子散文到后来的白话文，语言变得越来越丰富，就在于它不断把异质的文化纳入到了里面，其中就包括翻译语言。“今天我们做翻译，都去双语词典里找现成的词汇，要是找不到就说不可译。但远在翻译佛经的时代，那些译者没有辞典作凭借，他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创造语言。”

　　阿来举例表示，虽然先秦散文里有“色”“空”两个字，但色就是一个颜色的意思，空也是指的一种物理状态，但鸠摩罗什翻译《心经》时，创造性地用了这两个字，几百年后，唐玄奘再译《心经》，虽然做了很多调整，却没有改动鸠摩罗什翻译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实际上，鸠摩罗什通过翻译，给这两个字注入了哲学意味。由此，阿来认为，翻译是可以增加的，正是创造性的翻译丰富了一整套我们现代性的表达。“要只是像‘五四’白话文运动那样，把文言变为口语，那汉语不知道要糟糕到什么程度。”

　　以阿来的理解，汉语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开放性。母语不是汉语的中国人，使用汉语的时候，也不是简单的单向的同化。很有可能他们在使用汉语的过程当中，反而对汉语作出了新的贡献，他们把别的文化当中、别的语言当中的一些新鲜的表达和经验，带到汉语当中，来丰富和壮大这种语言。“就我的写作而言，我其实也是在从事‘翻译’。虽然我使用汉语久了，我也开始直接用汉语进行思维，但我觉得用这种习惯性思维写出来的东西比较苍白时，我又会试图用我曾经很熟的语言来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有新的表达会产生出来。所以，我相信这种直接或间接的翻译，会对汉语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以此类推，阿来觉得汉语是母语的中国作家中，往往是方言区的作家写出了最好的汉语，也是出于这个道理。“从小讲普通话，写小说会很顺，但容易有相声调，有些话顺到像顺口溜。倒是南方很多讲方言的作家，对语言的感觉能力特别好。我总觉得，语言，尤其文学语言，不要特别地规范，不要特别地中规中矩。只有突破规范，才会带来一些新的经验的表达，这才是文学有意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