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遁的社会：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斗蟋》

牟利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个体、社会与国家三方面的互动，将人类组织起来。这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但仔细推敲，会发现这句话很模糊：究竟什么是“社会”呢？

　　人人都能感受到“社会”的存在，却很少有人能说清“社会”的内涵。毕竟“社会”的约束是柔软的，其边界在哪里，是否真的发挥了作用，都是未知数。

　　在很多时候，只有通过与“国家”对比，才能理解“社会”，即：在“国家”管理之外的，就是“社会”。这意味着，离开“国家”，“社会”也就不存在了。

　　那么，是否有“国家”之外的“社会”呢？这个“社会”能有效运转吗？

　　本书作者出人意料地将目光落到斗蟋上：每年一到8月“虫季”，数百万人便加入其中，从斗蟋猎人，到贩卖者，到斗蟋教练，到豪赌者，小小蟋蟀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而这一玩物丧志的把戏居然维持了数千年。

　　斗蟋没有完善的市场，只要成为真正玩家，就意味着年年赔钱，很难借此盈利。这里拒绝职业分工，即使开出更高价格，农民们也不愿将抓到的蟋蟀卖给“二道贩子”；对于炫富者（比如将高价斗蟋油炸后吃掉），行中人会集体拒绝与他交往……斗蟋中充斥着大量的反市场行为，这里只有一夜暴富的传说，却无人能真正实现。

　　斗蟋没有精密的组织，几乎每个斗蟋者都会说：“干这行的没好人。”他们彼此警惕，却又彼此依赖，最终磨合出大家都认可的规则。即使对裁判有争议，产生过各种纠纷，甚至诉诸暴力，可在这个平台上，巨额资金还是流动了起来。

　　缺乏利益牵引，没有组织维系，斗蟋只能围绕着文化运转。通过师承及传说，斗蟋建立起自身的意义——斗蟋是赌博，对社会无益，但它为打磨人性提供了可能，并提供了一方舞台。通过斗蟋，人将更好地认识自己、更好地把握生命。贾似道因斗蟋而败国，但也有流落民间的宫廷斗蟋人用生命践行了诚信与道义，如果没有斗蟋，他的人性光辉又将在何处显现？

　　许多斗蟋人参与赌博，他们明知违法，却乐此不疲，当警方干预时，他们很少反抗，却都会选择逃跑。有的斗蟋人已60多岁，却不惜跳窗摔断腿，损失远超罚款。令本书作者深感好奇的是：从理性角度看，他们何必如此？

　　因为逃跑为斗蟋人创造了炫耀话题，有了相关经历，他们会在短时期内成为圈内“名人”，通过对逃跑过程的乏味复述，其他斗蟋人也获得了逃跑的体验。

　　也许，正是这种逃跑的体验，才是斗蟋得以存在的根本——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推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日渐被异化为市场关系，当利益成为彼此交往的基础时，我们必然会对生命意义、生活价值等产生怀疑。

　　生活在绝对市场、绝对冰冷中的人们都想逃跑，而斗蟋恰好满足了这种渴望。逃跑不仅提供了背叛现代性的乐趣，而且捍卫了传统的底线，即：玩是重要的，它比“有用”更重要。

　　斗蟋社会是临时的，“虫季”一结束，逃跑的人们又会回归到常态生活中，忍受它的单调乏味，只为下一个“虫季”的到来。这就是“社会”，鲜活、生动而有趣，在它的律动与兴衰中，包含着太多值得深入思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