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内山书店创业百周年。跻身百年老店，在神保町其实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业绩，但由于这家书店在现代中日关系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确实超出了一般书肆的范畴，事实上，已构成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故颇吸引两国文化界的关注，分别在上海和东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因迻译内山完造《花甲录》的缘故，自揣多少了解一些内山书店的历史。我个人把内山书店百年史分成三个阶段：上海阶段——1945年前的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主导；东京阶段则分两个时期——1935年至战后1984年，由内山嘉吉主导；从1985年至今，由内山嘉吉之子内山篱主导。而在这三个阶段中，或延续，或平行，其实先后有过三个内山书店：一是1917年创立，1945年被国民政府接收的上海内山书店；二是1935年，按内山完造的意图，由完造的幺弟内山嘉吉在东京设立的东京内山书店；第三是1938年，回日本养病的美喜夫人于长崎开设的长崎内山书店。

　　严格说来，内山书店最初的创业者是完造夫人内山美喜。二人婚后，完造仍奉职于大阪的参天堂药店，常驻上海，负责在大陆推销一种“大学眼药”。因夫君常公出，夫妻聚少离多，一方面为排遣妻在异国他乡的孤独感，另一方面完造从内心不信任大阪商人，总怕被人坑，原本也正想做一点副业，以未雨绸缪。于是，夫妻俩一合计，决定先让美喜试开一爿小书店。1917年夏，完造又去外埠出差，“旅行归来后，美喜已迁居至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家里”。上下两层，一楼是一个八张榻榻米大的房间和厨房；二楼有俩房间，十一张榻榻米的房间和一个三角形的小房间（实际是玄关）。结果，小房间成了书店。起初连个书架都没有，在柜橱上面随意摆了百十来本书刊而已。因夫妇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开始时只卖一些《圣经》研究杂志和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的著作。读者基本上是上海日本人居留民中的基督徒和基督教背景的商务人士。此前，上海的日本人书店已有文路上的日本堂、申江堂和闵行路的至诚堂，魏盛里的内山书店算是第四家。

　　果然，大阪商人的不靠谱被完造言中：内山书店开业还不到三年，参天堂老板田口谦吉前脚去世，后脚完造就被炒了鱿鱼。于是，“我把大学眼药的上海营业权移交给了后来成为我的长期助手的中国人王植三先生，而我自己则成了妻子创业的内山书店的主人（其实是从妻子手里抢过来），专注于书店的经营”。从眼药商到书店老板，转身不可谓不猛。但在完造而言，开书店既是为稻粱谋，也是信仰的召唤。

　　如此，在内山夫妇胼手胝足的苦心经营下，内山书店从一爿位于弄堂甬道里的“玄关书店”，成长为大陆首屈一指的日系书店。从战前到战时，在波谲云诡的中日关系的夹缝中，扮演了微妙而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成了那个时代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左翼知识人沟通活动的平台。尤其是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以鲁迅-内山为主线串连起来的作家名单，几乎涵盖了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知识人。

　　内山完造本人是反战主义者，更是不可救药的悲观论者。这并不是随着战争推进，国际环境和交战双方实力发生变化后的“转向”，而是他始终不变的立场。他在《花甲录》中如此写道：

　　打一开始，我就持战争悲观论，曾说过“前途更无光明”——那是我对中日战争开始以来的信念。一次，在日本文化协会主持的工业俱乐部的讲演会后，我被两位陆军将官喊住：“听了你的话，感到与军方的中国观完全相反，是这样吧？”我答道：“军方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的确是这样观察中国的。”遂把彼时的讲话印成了小册子，由文化协会对外发行——这是中日战争刚开始时的事情。

　　结果被内山言中，自不在话下。但对预言者来说，预言的中，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倒要看预言者本人的三观了。就内山而言，尽管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内心是充满喜乐的。他早料到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并为此在做着准备。早在战前的1935年，完造就嘱咐弟弟嘉吉在东京创办了东京内山书店。这种决策的背后，一方面是从上海内山书店经营者的立场出发，痛感国际间图书交流的重要性。虽然当时东京已有文求堂等几间书店在经营汉籍，但内山授意嘉吉应重视当下的“活中国”，经营新刊图书。另一方面，确也有种已窥到日本在大陆文化存在感的边界，为事业延续而提前铺路的意味。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遂决定对上海图书有限公司等大股东，“将全部出资额予以返还”。接着，“对所有日本人和中国人店员，公开书店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并交待：洋纸一百五十连 赠予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其他物品请大家分取，我自己什么都不要”。后被国民政府限期离境，并禁止携带任何行李，仅穿一件对襟毛线衣就登上了回日本的遣返船。

　　战后的内山完造，全身心投入中日友好事业。先就任日中贸易促进会代表委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起成立日中友好协会，并亲任理事长。1959年9月19日，应邀参加北京的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时，突发脑溢血。两天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后埋骨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美喜夫人合葬，可谓是用生命践行“中日友好桥梁”的先行者。而东京内山书店，则由弟弟内山嘉吉夫妇一手打理。

　　如上海内山书店从“玄关书店”起步，逐渐发展成一间著名的人文独立书店一样，东京内山书店作为中国图书专门店的发展，也经历了几个时期。最初位于世田谷区祖师谷大藏一爿出租屋中的店铺，两年后（1937年），迁至神田一桥。一桥时期，开始与中国国际书店合作，发行《人民中国》《中国画报》等大陆系刊物，成为战后初中期，日本知识分子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1966年2月，由郭沫若挥毫的“内山书店”四字行书看板，至今仍悬挂在神保町内山书店的门楣上。“文革”时期，日共与中共决裂，日国内的日中友好团体和中国系书店，纷纷选择重新站队，但内山书店却以其公认的专业性，岿然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