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真不懂徐懋庸为什么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1936年8月25日，鲁迅在给欧阳山的信中，这样提到徐懋庸。

　　此时鲁迅写完长达万言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不久，它标志着与徐懋庸正式决裂。鲁迅颇重视此文，先后给欧阳山、曹靖华、杨霁云、王冶秋、台静农写信通报此事。

　　徐懋庸曾被认为是鲁迅弟子，杨光政在《鲁迅及其流派》中说：“有意模仿鲁迅作风而比较似的，可指者惟有专做骂人文章的杂文家徐懋庸。”

　　2个月后，鲁迅溘然长逝。徐懋庸以“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挽之，时人皆称刻薄，徐却自道心中所想，已尽在16字中。

　　徐懋庸始终认为，他与鲁迅间只是一些“误会”，让他尴尬的是，鲁迅的文章不仅对他后来人生产生巨大影响，且让他“遗臭万年”。可在深感委屈外，徐懋庸似乎从未反省过自身性格上的缺陷。

　　曾视鲁迅为最高目标

　　徐懋庸生于1910年，本名徐茂荣，浙江上虞人，父亲“专门制作和修理筛面粉用的纱筛”，家境清贫，但一个月尚能吃几次豆腐和两次肉。

　　徐懋庸5岁入小学，12岁毕业后，家中无钱供养，叔父将其介绍到一所小学当教员。15岁时，徐懋庸开始在胡愈之主编的《上虞声》上发表文章。他说：“就在那时，我树立了做一个进步作家的决心，胡愈之是我的模范，而最高的目标是鲁迅。那时我对鲁迅十分崇拜，读了许多他著译的书，还订了一份《语丝》。”

　　1927年，因散发地下革命刊物，徐懋庸遭通缉，只好离开家乡，逃到上海，化名余致力（即孙中山遗嘱中首句“余致力革命凡四十年”的前三字，以此为名，有戏谑意味），入劳动大学附中。在这里，徐展现出桀骜不驯的一面，据曹聚仁说，他一口气赶走七名国文教员，“直到他不想再赶了，第八位国文教师才得苟安下去”。

　　1930年，徐懋庸毕业后回乡教书，1933年，他带着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译稿回到上海，但商务印书馆等拒绝收，只好以60元卖给一家小出版社。

　　徐懋庸在劳动大学附中上学时，鲁迅曾到校讲座，《托尔斯泰传》出版后，徐寄给素昧平生的鲁迅一本，并随信请教了几个问题，鲁迅收到书当晚便回了信。

　　因生计无着，加上夫人将分娩，徐懋庸又离开上海，开始试写杂文，并向《申报·自由谈》投稿，编者黎烈文慧眼识珠，连发2篇，并约徐再写。连续发表11篇杂文后，徐懋庸第三次来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