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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洪:从1930年代走来的小说家
2017年03月02日 11:22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2017年2月27日凌晨 ,上海文坛最年长,同时也是中国文坛最年长的女作家罗洪,因病于徐汇区中心医院安详离世,享年108岁。我摁响门铃前的一分钟,这位从30年代走来的小说家,正在看报!

关键词:小说家;上海;松江;女作家;百岁

作者简介:

  【编者按】2017年2月27日凌晨,上海文坛最年长,同时也是中国文坛最年长的女作家罗洪,因病于徐汇区中心医院安详离世,享年108岁。本文为对罗洪先生的追忆,原发表于上海纪实微信公众号。《上海纪实》为专注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的电子期刊,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管主办,依托华语文学网每季度末出版。

  一

  2013年春节前,我看望罗洪先生,她103岁了。

  那天道堵,耽搁了时间。到点不见我,罗洪着急,着保姆林阿姨给我电话,问路上平安吗?林阿姨对我说,侬哪能还没到?每趟侬来,罗老都开心得来,今朝中觉又不好好交困,一点钟就起床坐在沙发上等侬哉。

  别样的情感袭来,我说不清是晚辈对长辈的濡慕之情,还是淡如水、深如海的忘年之好。

  掐指算,哪一年我的世界里有了罗洪?

  第一次见罗洪,是在1989年上海市松江文联的成立大会上。那天她坐在主席台上,以顾问的身份。那会儿我不认识她。别人告诉我,她是20世纪30年代的女作家,松江人。我脑子里立即跳出冰心和丁玲。那次我远远地看着她,小小的影儿,印象是模糊的。

  第二次见罗洪,时隔至少10年。大约是2000年,也是松江文联的活动,在松江的红楼宾馆。红楼馆俗称小红楼,20世纪30年代建。那天罗洪很兴奋,围着小红楼转了两圈。后来知道,罗洪与小红楼有不解之缘。她和丈夫朱雯曾请巴金到松江玩,到过小红楼。那时候小红楼是上海文化的一个符号,文人骚客但凡到松江,都爱去小红楼谈古论今吟诗歌赋同沐书香以结交知己。那天别人告诉我罗洪已经90岁了,我不相信。我说,走路那么快那么稳都不用人扶,哪有90岁!那天我与她同桌共进晚餐,近距离地待了一个小时。瘦小、慈祥、面善,还有一口浓郁的乡音,我的记忆里从此有了她。

  二

  第一次采访罗洪,是2002年的秋天。

  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坐在罗洪先生的客厅里,和她面对面地说着聊着,唠叨着一些过去的、现在的事,说到开心处,罗洪会张着嘴发出笑声,笑容随缘而自然,很能感染人,使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乐。彼时彼刻,我一点儿不觉得我在采访罗洪,真的,那样的话,气氛就会显得太正式了,就一定没有了那种随意和轻松。我很喜欢当时的氛围,感觉就跟姥姥唠嗑似的。

  罗洪客厅的窗外是阳台,阳台的下面是天井,阳台和天井被茂密的绿树环抱,被淡雅的桂花香笼罩,没有了大都市的喧嚣,也没有了大上海的沸腾。这是上海某一角落里的普通的阳台、普通的天井、普通的早晨,很安静,很清闲,很温馨。

  罗洪为我开的门。她笑意吟吟地说“欢迎侬来”的时候,我依然不相信她的高龄。

  进门,落座。罗洪张罗着为我倒茶。这让我坐立不安,我说:“罗老,我哪能让您倒茶,这不行的。”罗洪用手示意我坐着,说:“侬不要客气,侬不晓得茶叶摆在哪里。”说完,转身去取杯子和茶叶。

  那天,罗洪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外罩一件灰色的涤纶马甲,斑白的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记得那天罗洪也为自己倒了一杯茶,因为我看到她杯中的热气袅袅上升后,先在空中旋转几圈,然后再慢慢地散去。

  罗洪的故事就随着那袅绕的雾气渐渐地延伸开来。

  1910年11月19日,上海松江一户姚姓人家添了一个女婴,取名姚自珍。自珍的父亲是留日学生,学西医,后中途辍学回国开办了松江第一家西医诊所。为人解病祛痛之余,自珍的父亲常沉浸在书墨之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珍从小就爱上了读书,尤其是中外名著。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罗曼·罗兰、列夫·托尔斯泰、鲁迅、茅盾、冰心等,成了她崇拜和敬仰的偶像。因为太喜欢罗曼·罗兰的小说和画家洪野的画,姚自珍为自己改名罗洪。

  “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印象比较深的是《黑人吁天录》,我很同情黑人。后来才渐渐迷上了中外文学名著。往后中国有了许多新文学杂志,这些杂志反映的都是那个时代比较新潮的题材,它们开阔了我的眼界,也开阔了我的心胸。这样,我对新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1929年,对文学很感兴趣的罗洪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回家乡当了一名教师,这时候,她开始了文学创作。

  1930年,罗洪无意间看到了苏州东吴大学的旬刊《白华》,竟立刻喜欢上了它,便将自己的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寄去。不料,《白华》恰在那时停刊了。主编朱雯看了《在无聊的时候》,觉得挺好,便推荐给《真善美》杂志。不久,罗洪的文章变成了铅字,这是她第一次发表作品。

  一篇《在无聊的时候》成了罗洪和朱雯的介绍人,两人就这样相识了。当时,朱雯在苏州,罗洪在松江,相隔两地,通信便成了他们联络沟通的唯一方式。他们在信上探讨文学,探讨写作,慢慢地,他们探讨出了感情,探讨出了爱情。1932年,两人在上海结为伉俪。

  时隔70年,罗洪谈起当年的婚礼,仿佛就是昨天的事。

  不知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一条路叫三马路(今汉口路),也不知有谁还能记得这条马路上有个孟渊旅馆?时光带走了曾经的今天,当年即使是穿着开裆裤的孩子,如今也已经七老八十了,天翻地覆谁能得知?

  当年的孟渊旅馆,或许很不起眼,或许很普通,所以谁会去记得它呢?可是,就是这个孟渊旅馆,在1932年的某一天却忽然热闹了起来,一代作家朱雯、罗洪的婚礼炮仗在这儿蹿上了天空,发出了喜庆的响声。巴金来了,施蛰存来了,赵家璧来了,赵景深也来了,大家相拥相抱,祝贺新娘新郎。喜气洋洋之中,不知谁问了一句:“怎么沈从文还没来?”新郎闻声掏出一封信,说:“沈先生在北方,来不了了,这是他发来的贺信。”于是,大家争着抢着看贺信,读贺信,欢腾热烈的场面,惊得三马路上的鸟儿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婚礼是婆婆执意要办的,婆婆是个传统观念很强的人,她固执地认为结婚就得行礼以告亲友。那天真是老闹猛的,来了许多人。

  “我们的新房就在辣斐德路现在叫复兴中路的桃源村里,邻居有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电影演员王莹,那时她正在暨南大学听戏剧家洪深的课,她说准备自己写剧本。”

  “那房子现在还在吗?”我问。

  罗洪摇摇头,说:“早就没有了。早些年我曾去过,那儿变化老大的,不认识了。现在我都好多年没去那地方了……”

  罗洪讲到这儿,忽然眯起了眼,回味着什么。

  婚后的罗洪恪尽温柔,每晚烧好饭,拧亮屋里的灯,然后坐在桌前等着丈夫回家。而多半,她的邻居,王莹的脚步声总是先于朱雯……那时的罗洪只要丈夫晚回家,就有些担心,就特别注意屋外的动静,一听到脚步声,就会去开门,可多半不是她要等的人。

  我并不能真正知道那时的上海滩。老人们都说,那时的上海是对酒当歌、醉生梦死的上海。从影视作品里看,那时候的街道两旁都是法国梧桐树。春天和夏天,梧桐树宽大的树叶遮蔽了整条街道,为行人撑起一把巨大的伞;到了冬天,梧桐树叶迅速地变黄变枯,在冷风中漫天飞舞,远远看去,干裂斑驳了的树皮就像一幅抽象画。

  罗洪告诉我,抗战爆发不久,她和朱雯离开上海,辗转数千里,最后在广西桂林落脚。1938年底,他们回到上海,上海那时成了孤岛。1943年12月,他们又离开上海到了安徽屯溪。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上海,接编《正言报》的副刊《草原》。1946年秋天,她担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的老师,主讲副刊编辑的课程。这期间,她辞去了《正言报》副刊编辑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和徐汇女中任教。1951年,她参加上海文协创作队,寒假和暑假则去农村和工厂体验生活。后来她离开学校专心写作。“文化大革命”之前,她是《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的编辑。“文化大革命”初期,她遭到冲击。 

  “统统过去了,没啥讲头了。”关于和“文化大革命”有关的那段历史,罗洪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而我却从这一语之中听出了几多的无奈、几多的遗憾。我想问,又不忍多问。我知道,重述那段历史,无疑让她重新回到那个年代,毕竟,那段历史饱含了太多的狂风暴雨,甚至是惊涛骇浪。

  那天罗洪坐在沙发上,她的脸在阳光里泛着笑意,安然平和,使我不能把她和怨恨连在一起。我端详着她的笑容,很感动地想:这安然平和,是她跨过那么多的沟沟坎坎之后的一种从容一种豁达,这种从容和豁达包容一切,是大多数人没有的。有了这种安然和平和,还有什么是她不能逾越的呢?

  罗洪愿意说她早些年的朋友:吴健雄、丰子恺、巴金、萧珊……

  世界著名科学家吴健雄是罗洪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同窗好友。寒暑假,她们在各自的家乡给对方写信,以此慰藉彼此的思念之情。罗洪说,那时为了省钱,她俩用练习簿当鸿雁,一个将心里话写在练习簿上寄过去,一个再在上面写些悄悄话寄回来,一个假期至少要用掉两本练习簿。“为什么要用练习簿,而不用信纸呢?”我疑惑地问。“因为练习簿可以当印刷品寄,邮费比寄信便宜啊……”我好奇了起来:“那练习簿还在吗?”罗洪笑了:“侬想看是哇?我也想看呵。可是,老早就没了,动荡年代里丢失的,蛮可惜。”

  和丰子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罗洪说她已记不太清了。但记得抗战前丰子恺在上海,罗洪在上海开明书店见到过他,还请他画了一幅漫画。罗洪很喜欢那幅漫画,保存得好好的。可惜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那幅漫画连同罗洪其他的书画一起被毁了。那年,罗洪和朱雯到达桂林,听说巴金住在某家旅店,便风尘仆仆地赶到那家旅店。两人正低着头看旅店牌子上的旅客姓名,忽而觉得有人站在他们的背后,一回头,罗洪和朱雯异口同声地叫道:“丰子恺!”意外的相逢,让三人高兴地抱在了一起。当时的场景、丰子恺的笑容、朱雯的欢腾,罗洪说至今历历在目,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似的。丰子恺说他到桂林投奔朋友,没想到却与两位作家相逢,真是有缘啊。罗洪高兴地应和着,是啊是啊,有缘千里来相会啊。罗洪说她清楚地记得那天丰子恺请客喝酒,但记不起是在哪家酒店举杯相庆的……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来到上海,那时罗洪已是杂志社的编辑,于是,丰子恺成了罗洪的作者。

  问谁对她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深,罗洪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巴金的名字。“那时,我看了巴金的《电椅》《灭亡》,觉得巴金的作品有新意,是个新派作家。这种新意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只一下,就把我牢牢地吸住了。从此以后,我天天看巴金在报上的连载,真正佩服他。和朱雯认识后不久的一天,朱雯提到了巴金,说他和巴金有书信往来。我一听,高兴极了,连说几遍‘太好了,太好了’。朱雯问我何以这般,我告诉他说,自己早就想认识巴金,只因没人引荐。朱雯说‘这好办,我写封信给他’。巴金接受了我的请求,回信说欢迎我们。我记得很清楚,巴金住在当时的环龙路(今南昌路)上,房子不大,陈设简单,书桌上有个书架,上面堆满了书,只留下一点点空间,可就这点儿空间,也被巴金的稿纸霸占了。那天巴金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请我们去附近的一家西餐馆吃西餐。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所以印象特别深。巴金有一个习惯,写好一部作品,就要到外地走走,散散心,调节一下心境。于是,朱雯就在一封信中邀请巴金去苏州游玩,巴金欣然答应。那时,我已在苏州工作,这样我们和巴金又在虎丘塔下重逢了。再后来,我和朱雯结婚回到了松江,再次发出邀请,请巴金出来游玩。当时,松江有个新松江社,三层楼房,是松江100名知识分子每人捐100元集资造的,大约是在1935年落成的吧。新松江社里有举办结婚典礼或讲演用的大厅,有客房,每间客房里有两张床,凡是捐钱者的客人,都可以入住。巴金那年来,就住在那儿。”

  1938年,罗洪在桂林认识了后来成为巴金妻子的萧珊;1946年,两人又在上海重逢,不久以后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天长日久,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再后来,萧珊患病而逝。罗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不愿意相信萧珊已与世长辞。1979年秋天,罗洪写下了《怀念萧珊》,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年轻可爱的萧珊,同时也表达了她对萧珊深深的追忆之情。

  “我认识萧珊是在1938年。那时我们住在广西桂林,有天晚上我们在丰子恺寄寓的旅馆里聊天,忽然听说巴金从广州来了。我们马上去看他,就在那里跟萧珊第一次见面,她途经桂林,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去念书。我那年二十七岁,她还不到二十,只十八九岁的模样。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年轻、活泼、精神饱满、热情洋溢。在桂林,我们四个人,还有鲁彦,一起去游了象鼻山、七星岩。在漓江旁边,萧珊那种跳跃的欢乐姿态,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四十年了,一点也没有淡忘……”

  “……七年多了,萧珊离开了我们。可是她的音容笑貌,仍然常常回旋在我的耳际,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在新安江畔一起拍的几张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跟我所有别的照片一齐散失了。可是最近我从朋友那里借来,翻拍放大了,搁在我的斗室里。有时候我朝它凝望,想起正在新安江水库工地参观访问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站在我背后的萧珊,仰望着高高的水坝,好奇地问着,又问着,对新鲜的事物,总是有极大的兴趣。她,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活泼,那么精神饱满,那么热情洋溢。望着望着,我的视线模糊了,我的眼睛湿润了,因为我心里很清楚,萧珊再也不会回来的了。”

  “时光真是快呀,都大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年纪大了,放松了自己,不太写了……侬晓得吧?”罗洪说,“如果年轻一点,我一定还要写的,可毕竟老了,写不动了。朱雯走了,施蛰存走了,巴金也走了,好朋友都一个个地走了……实际上我想写,蛮想写咯,特别是想起他们的时候。一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我就不安,就想写。晓得吧,以前施蛰存活着的时候,我每年都要去他家看看这个老乡的,我们一见面,他助听器都不用,就用家乡话讲,讲得交关开心咯。巴金长朱雯6岁,我把他当兄长看待的。我第二次见他的地方是苏州一个叫吴苑的茶馆,那时吴苑茶馆苏州有好几家,虎丘塔附近也有一家。后来我和朱雯请他同游松江的九峰三泖,品尝四鳃鲈鱼。我和朱雯结婚的日子巴金60多年后还记得。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笑哈哈地说,朋友当中,只有你们俩正式举行结婚仪式的。他的话让一屋子的人都笑了。以前巴金住在武康路,我常去看他,后来他住进了华东医院,我也去。巴金100岁时,我送了百朵玫瑰庆贺,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隔着玻璃窗……”

  流年如风,吹走无数灿烂辉煌的生命。曾经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文坛的作家大多已谢世,女作家里,而今依然在世的,恐怕唯有北京的杨绛了(注:文章写完尚未发表时,杨绛已于2016年5月25日逝世)。

  “杨绛是朱雯东吴大学的同班同学,我和她时有书信往来的。杨绛话不多,三言两语,但感觉很亲切。她只比我小1岁,也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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